首页近日，第一财经独家报道了曾传言负债高达700亿元的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中科建”)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经审计负债总额达371亿元一事。
引发广泛关注的“中科建”案中，频频浮现国企与民企的新型“挂靠”模式，让融资市场二元化再度成为焦点。
12月9日，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国企与民企：合作与博弈”主题论坛上，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王涌表示，这是挂靠国企的“伪国企”典型案例。
“挂靠”国企：债权人不影响协议认定
今年10月，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下称中科建)破产重组正式进入司法程序。这家负债总额达371亿元的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企业达到418家，股权复杂。但启信宝的数据显示，其员工规模只有179人。
经过几年的“蒙眼狂奔”，中科建首次在2018年5月曝出资金链断裂，公司业务濒临崩溃。
曾有媒体报道，中科建的债务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迅速扩张的部分原因是其分公司、子公司中相当一部分与中科建为“挂靠”关系，他们看中的是中科建的国企身份，在融资时，“中科建”体系下的公司互相担保，凭借“中科院行政管理局”的背景获得投资人的信任。这些挂靠公司对外融资一旦不能如期还款，中科建就可能面临财务危机。中科建对其子公司的管理也相当薄弱。
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王涌认为，通常，双方的合作是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民营企业挂靠中科建以获得融资优势，中科建利用挂靠的民营企业获得贷款所需要的项目和实业。这种变通是为了弥补国企和民企融资市场二元化的沟壑，虽然在经济学上是一种合理的尝试，但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王涌分析，一般“挂靠”都是在《公司法》的框架下，采用现代公司的股权架构，即国有企业作为民营企业的所谓的大股东，所谓的出资实际上是虚假的。这种虚假表现在资金方面实际没有数字，或者在所谓的出资之后，签订另一份协议表示股份实际不成立。
例如，在这起案例中，中科建作为外部增资人，与鑫控集团有限公司达成了增资协议，同意中科建出资8.5亿，占股85%，并到工商局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但实际上，公司的内部的备忘录和公司决议处理协议，都表达了他们双方或者是股东多方的真实意思，即这个投资是“假的”，中科建不是真正的股东，既不享有股权，也不承担义务。
那么，中科建债权人和鑫控集团债权人作为第三人，会影响案件中增资无效的认定吗?
王涌解释，民商法中涉及到不能对抗第三人的条款，前提是这个财产本身是真实有效存在，权属才有争议。但由于中科建对鑫控的股权自始至终就不存在，并不是真正的资产，因此中科建的债权人不能分配鑫控的股权，也不影响协议的认定。
针对挂靠公司与股东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担忧，王涌认为，民营企业在求生的道路中，陷入这样的风险状态，更应该反思的是背后的融资市场二元化割裂。在这起案子中，中科建向鑫控集团收取的挂靠费达到了40%。”
民营经济发展不好的地方 国企日子也艰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认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调整国资行业布局结构和国企资本结构是必要条件。仅仅推行“竞争中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不公平待遇问题，也不能有效处理国企的激励结构合理化、经营者选择机制和监督机制合理化等问题。
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周天勇表示，近期一项调研结果显示，民营经济发展越好、市场越开放的地方，国有经济也发展得越好。国有经济占比大、民营经济不景气的地方，国有经济也做不好。
他举例，北方某省的国有经济比重占比较大，但整体亏损，该地权益资产的净利润率仅为-1.81%。南方某省的民营经济发展得好，该地国有企业的权益资产的净利润率也达到了3%，利润总额是前述省份的908.22%。“这主要是由于某些地区的观念、意识、动机、规则和体制，无法与市场经济对接。”
周天勇表示，2019年国有企业总资产盈利率为1.54、净资产盈利率为2.40，总体上利润率较低。国企改革应通过理顺体制，使低效率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得到充分利用。
在回应华为、腾讯等民营企业进入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时，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王忠明表示，“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国有企业还要继续深化改革，能让市场去做的，能让民营企业去做的，尽量给出空间来。现在至少有一条原则是，鼓励民间资本逐渐进入一些所谓垄断的领域，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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