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史第的沈树镛与赵之谦叙事

沉寂百年之问与之谜

【资料图】

历史的解读，有时需要岁月的回眸；记忆的打捞，有时需要时光的穿越。

在海派书画家中，赵之谦有前海派书画领袖之尊。1926年，上海美专教授潘天寿在其所著的《中国绘画史》中指出：“会稽赵撝叔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已属特起，一时学者宗之。”而更早的1901年，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就在其所著的《中国美术史》中云：“赵之谦之山水花卉，出自八大、石涛，为今日海派之源。”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赵之谦从未在上海定居，仅数次路过上海，有过短期的停留，何以会被尊为前海派领袖？这可谓是一个沉寂百年之问，也是海派研究之谜。

我在海派书画研究的过程中，经过大量历史考证与文献查阅，终于把目光集中在了“一座宅与一个人”，即内史第与沈树镛。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镇的内史第，以其建筑造型的古朴大气，华堂深院的典雅雍容，砖石雕刻的精美细腻，樑木镶铜鎏金的富贵堂皇，而被尊为“江南第一名宅”。以往人们对于内史第，大都仅知它是伟大女性宋庆龄的出生地，是民主人士黄炎培的住宅等，而对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却知之甚少。其实，当时的内史第中藏有大量珍贵的金石书画，包括珍稀的历代碑刻。大学者、金石学家杨守敬在与日本书法大家日下部鸣鹤谈到内史第时，称“碑第一则南汇沈树镛”。金石家、收藏家吴大澂在为沈树镛《汉石经室金石跋尾》作序时有这样的定评：“数十年来，大江以南言金石之学者，前有嘉兴张叔未，后有川沙沈韵初，收藏之精，且富甲海内。”大学者俞樾也曾感叹内史第“文物古迹，甲于东南”。由此可见，内史第是海派书画的重要源头，弥散出浓郁雄厚的金石气。

1859年的相识与眷顾

沈树镛（1832-1873），字均初（又写作韵初），号郑斋，上海川沙人。咸丰九年（1859）中举，官至内阁中书，遂改建祖宅为“内史第”。他系晚清碑学的标志性人物，工于碑版石刻考订，精于金石书画鉴别，以收藏宏富名世。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后改字撝叔，号悲盦、无闷等，自署二金蝶堂，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幼承庭训，家学渊源，致力于书画篆刻诗文及金石考订，成就卓然。然则，两位金石大家究竟何时相识，有了人生的重要交集的呢？

海上学人杨逸在1920年刊行的《海上墨林》“赵之谦”条目下云：“时游滨沪，墨迹流传，人争宝贵。”但不少人对此质疑。因为在一些专门记载上海风土市井及文坛艺苑轶事的著作中，如蒋宝龄、蒋茝生1871年刊行的《墨林今话》，葛元煦1876年刊行的《沪游杂记》，黄协埙1883年刊行的《淞南梦影录》，张鸣珂1910年刊行的《寒松阁谈艺琐录》，都找不到赵之谦“时游滨沪”的记录。这一切似乎被时光所抹去，被岁月所遮蔽。然而，《海上墨林》是在海派书画名家、颇有学识的高邕建议下，由杨逸广咨博采历时三年而编成，最后再由高邕审定并集资梓行，应当讲是具有可信度的。

我查考到在咸丰八年（1858），赵之谦给好友、史学家胡培系写信谓：“明春拟游沪上，半快眼福，半觅衣食。”（《赵撝叔手简》）由此可见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随着城市的开放、商贸的繁荣及艺事的兴盛，赵之谦对此还是颇为关注与向往的。而“明春拟游沪上”是否成行？没有确切的文字佐证，但身在鉴湖之边的赵之谦已把希望与憧憬的眼光投向了黄浦江畔。

咸丰九年（1859），当时因太平天国占领南京，江南乡试改在杭州借闱举行。也就在这桂花飘香的开科时节，来自上海的沈树镛和来自绍兴的赵之谦邂逅相识于考场，同时中举，结下了同年之谊。赵之谦在诗文书信中多次提到他俩的这个缘分，如他在《补寰宇访碑录》中就称沈树镛为“同岁生沈均初”。

沈树镛自己精于书画金石及收藏鉴赏，因此他对赵之谦造诣独特、笔墨精湛、风格鲜明的书画金石极为看重、赏识，并在海派书画艺术圈大力推介，以致“人争宝贵”。对此，赵之谦也颇为认可与欣慰，实现了其“半快眼福，半觅衣食”的愿望。

综上所述，1859年是海派书画艺术编年史中重要的年份。沈树镛与赵之谦在这一年相识相交，为前海派书画的发展与崛起，作了重要的奠基。沈树镛对赵之谦的推挽，就如后来胡公寿对任伯年的推介，王一亭对吴昌硕的推介一样，终使后者艺事更上层楼，声誉更隆。

相濡以沫的支持与资助

1862年，赵之谦在给傅艾臣的信中说：“由温州航海入沪。”（《日本藏赵之谦金石书画精选》）这一年的十二月，他从温州乘船抵上海，在短暂的停留后继续北上京城。赵之谦在船上赋诗云：“夷船浮于海。”（《悲盦居士诗賸》）人的命运就像大海，波谲涛险。赵之谦在《梁中大通二年造像题字》中云：“壬戌十二月，在海上遇风，舟几覆，诵佛号满万声，波平浪息。”

时年34岁的赵之谦进京，是为了参加第二年三月的癸亥恩科考试，但也因此又见到了比他早一年进京的沈树镛，有机会携手考订金石、收藏碑版、鉴品书画、会朋交友。清同治二年（1863）的三月会试，赵之谦在试卷上不附时流，自然是名落孙山。虽然他情绪有些低落，但好在有更多时间致力于金石书画。第二年的八月底，为了让赵之谦有更好的居住条件和从艺环境，沈树镛把他接到位于京城永光寺中街的家中，一住就是一年多。赵之谦在《致陈子余函》中云：“弟去秋移居永光寺中街，沈均初同年家。”

历史地看，正是从1862年进京至1865年返绍的三年多时间中，赵之谦的学术著述及艺术创作进入了辉煌的鼎盛期。首先是著述考证。1863年秋，赵之谦郑重地刻了“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边款云：“四人者，皆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刻此以志一时之乐。同治二年九月九日，《二金蝶堂双钩汉碑十种》成，遂用之。”此书于九月十八日装成，所收汉碑均为精品。为了确保质量，沈树镛慷慨地将自己所藏的珍贵宋纸献出印书。

1864年的春夏之交，又是在沈树镛的大力帮助及资助下，赵之谦一生中最重要的金石学专著《补寰宇访碑录》刊行。此书的面世，见证了内史第与二金蝶堂那种同道之谊与人间温情。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同治三年（1864），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中，赵之谦为编此书而费尽心力，但由于所收碑版数量质量的不理想，更关键的是刊书资金的缺乏，使赵之谦一筹莫展，他在给友人魏稼孙的信中无奈而凄凉地倾诉：“且过此以往，天下虽大，未必有人肯为我刻书，穷厄极处，犹恐一旦沟壑……”

沈树镛知悉这些情况后，即将内史第收藏的碑刻、墓志、石经、造像、砖文、塔铭等悉数提供。同时，还尽力筹措资金，不惜变卖藏品，终于使《补寰宇访碑录》付梓。赵之谦为此在书中感激地说：“今兹成书，则韵初力也。”而沈树镛在此书跋中也披露心迹道：“余既促成之，且决之刻之。”更需要指出的是，沈树镛自己的经济状况也颇窘迫，他的内阁中书之职，仅是区区六品，俸禄有限，时常捉襟见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叹苦经：“前年已向亲戚转贷。然仍要买物，实在无钱，只得将字画卖去，可怜可叹。”而且沈树镛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在短短的几年中，他接连遭受丧爱妻失二子的大悲苦，他在给魏稼孙的信中曾袒露心酸：“每一转念，几无生人之乐！然遭此境遇，时运所迫，若竟日闷坐，可以成病，所以厂（琉璃厂）肆仍时往搜求，聊以排遣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毅然出手相助赵之谦刊书，更是难能可贵。

篆刻印存的述录与铭记

在浦东新区档案馆馆藏中，有一册珍贵的赵之谦篆刻手拓印谱《赵撝叔手刻印存》，系上海有正书局辑于民国初年，从中可见赵之谦篆刻在海派艺术中的地位与影响。赵之谦以金石书画名世，但最有成就的应是篆刻。艺界确认赵之谦篆刻的自出新腔、终集大成，是在1862年晋京之后，也就是他与沈树镛同研金石、共探碑刻的重要时段。

沈树镛是清末一流的金石碑刻收藏大家。《老残游记》的作者、甲骨文专家刘鹗的日记中记载：“得沈树镛碑帖三箱，计汉碑五十余种，元朝造像七八十种，唐碑一百余种，宋碑三百余种。”其中国宝级的《熹平石经》，为书法家、金石学家视为拱璧，沈树镛为此而将斋名题为“汉石经室”。赵之谦正是在饱览深究了沈树镛所提供的全部金石碑版收藏后，金石碑版学问更加深厚，寻找到了创新的艺术资源与变法的途径，终于从“印内求印”突围至“印外求印”，将金文碑额、古币镜铭、诏版砖书、摩崖石刻等融汇贯通、掺入印中，格古韵新,风格自树，实现了他自述的“为六百年来橅印家立一门户”的印学抱负。为此，吴昌硕在《悲庵印存》中评价：“深通古籀，而瓦甓瓴甋文字烂熟胸中，故其凿印奇肆跌宕，浙派为之一变，可宝也。”赵之谦还迁想妙得、独具匠心地将魏碑书体、佛龛造像、马戏杂技、变形走兽等移入印章边款，从而极大地开拓并丰富了篆刻的艺术空间和表现手段。

沈树镛与赵之谦是以金石结谊的人生知己，这极大地激发了后者奏刀创作的激情。赵之谦为沈树镛先后刻了三十多方印章，系他一生中为友刻印之最。

笔者在查考沈、赵印石之交时，发现一个重要的印学现象，即沈、赵的印石之交极有叙事性、艺论性、文献性及史学性。如1863年8月为沈树镛刻“汉石经室”朱文印，边款：“小蓬莱阁汉石经残字，闻尚在人间。均初将求而得之，铭其室以俟。”10月2日刻“松江沈树镛考藏印记”白文印，边款：“取法在秦诏汉镫之间，为六百年来橅印家立一门户。”12日刻“灵寿花馆考藏金石记”朱文印，边款：“均初藏石十余年，悲盦始为刻此。”是年冬刻“福德长寿”白文印，边款：“龙门山摩崖有‘福德长寿’四字，北魏人书也。语为吉详（祥），字极奇伟。灯下无事，戏以古椎凿法，为均初制此。”据统计，赵之谦在此年就为沈树镛刻了十九方印。1864年，赵之谦又先后为沈树镛刻了“沈氏吉金乐石”朱文印，边款：“模汉镜铭，为均初作。”“灵寿华馆读碑记”、“沈树镛印”白文回文印，边款：“拟石鼓文。”“宝董室”朱文印，边款：“北苑（董源）江南半幅，稀世珍也。近为均初所得。又得夏山图卷，两美必合千古为对，爰刻‘宝董室’印。”正是赵之谦与沈树镛共同推出的这批印文、边款双佳的印章，呈现了前海派篆刻的辉煌。

往事并不如烟，浮生也并不若梦。文化的缔造与艺术的创作，经典的流传与史实的呈现，友情的温暖与笔墨的相濡，使内史第的沈树镛与二金蝶堂的赵之谦共同打造了前海派书画篆刻艺术的高地与高峰。（王琪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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