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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大都过程中，刘秉忠(1216年-1274年)，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各项规划都遵从“金木水火土，天地日月人”辨方正位、象天立宫的儒释道学说和推演移易进行，是宫城建筑首次运用中华传统文化在全国政治中心不折不扣的体现。
将大都选址在金中都的东北，充分利用前代宫苑空间的基础来规划，使大都成为汉代以来唯一一个宫城居于城市中轴线偏南的皇都。按《周礼·考工纪》的“南朝北市，左祖右社”原则建造——以金太宁宫中轴线为大都的中轴线，以“青山”（今景山）为中轴线的中心点，以金太宁宫和琼林苑基址为“前朝”皇宫和大内御园，以钟楼南北的区域为“后市”，并依《周礼》“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三朝五门”和“天南地北”“南上北下”的思想，将宫城规划在中轴线的南半部，以为上，达到上承“天”意；将“国市”规划在中轴线北半部，以为下，表达出下接“地”之道，而且“朝”与“市”的面积均为“一夫”，即“百亩”。
以“后市”的“钟楼市”按元的度量衡为南北长240元步、东西长100元步，合24000元。“三朝”为大朝、治朝、日朝，分别以处理特殊政务、重大政务、日常事务为设置。“五门”为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与《洛书》的“十五”之数相合。“禁城”为“凸”字形，城门有九座门，“禁城”与“卫城”之间，为阔24步的“驰道”。将金太宁宫中轴线向南延伸至丽正门，在南中门以南新建皇城柩星门，并在柩星门以南至丽正门以北规划了“天街”和千步廊，廊的总长约700元步，左右各350元步，以合《洛书》的“三五之数”，象征皇权的“九五之尊”。
按照古人“究天人之际”理念，大都城市中心建有中心台，是城市东西南北的中心，这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中心台距元大都南北城垣相等，中心台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析津志》载：“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齐政楼即元大都的鼓楼，其在中心阁西，亦即大都中轴线西，位于今北京旧鼓楼大街。明代，始将鼓楼和其北的钟楼向东移至今北京鼓楼、钟楼位置，亦即城市中轴线上。元大都鼓楼上置有壶漏、鼓角等计时、报时工具；钟楼上有阁楼，飞檐三重，内置大钟，声响洪亮，全城遍闻。
据记载，整个大都城为三重城，都城套皇城，皇城套宫城；“城方六十里，十一门”，呈长方形；南北两面城墙长约6500米、东西两面城墙长约7800米；东、西、南三面各开3门，北面2门；南面的3门，正中称丽正门，东侧为文明门，西侧为顺承门；东面3门，正中称崇仁门，南侧称齐化门，北侧称光熙门；西面3门，正中称和义门，南侧称平则门，北侧称肃清门；北面2门，东侧称安贞门，西侧称健德门。全城的居民被分为49个坊里，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384火巷、29弄通，颇为壮观，形成了大街小巷横平竖直的棋盘式城市格局，完全废除了此前金中都的城市主体被高大房墙阻隔的封闭状态，成为一座完全开放的都城，城门、城墙、胡同、四合院等成为整个城市的景观要素，美不胜收。
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大都，被东方大国都城巨制震慑了。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游记中写道：“美善之极，未可宣言！”明初萧洵也赞叹道：“虽天上之清都、海上之蓬莱，犹不足以喻其境也！”
就这样，这座完全按照儒释道学说建立起的皇城，便在元世祖、刘秉忠的“神来之笔”、呕心沥血中诞生了。
而今，当我们徜徉在余晖中的故宫和元大都浩瀚的史料中，无不为设计者的帝王情思、“皇天至上”、“天人合一”的“奇门遁甲”绝活而感叹！无不对刘秉忠选址、布局、造型，用朱色打造出的如一条“红龙”行于山清水秀的幽燕大地，“前朝后市”、疏密协调、高低错落的帝王之城、皇家之都，而思绪灵动，浸于其间。
这，可能也是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之妙吧——让你身临其景而不得不叹。
紫禁城的诞生，是元世祖在刘秉忠等一群汉学大家的启智下，看到了游牧文化的野蛮、粗卑、落后，知道了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的雄厚、神秘、悠久，尤其是儒家倡导的“君权神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是实现和稳定皇权的最好“统治术”，便娴熟地把游牧与中原文化的精髓巧妙结合，让深谙儒道玄学的刘秉忠把昆仑山与燕山相连、海河与运河相通，使紫禁城在堪天舆地中在幽燕喷薄而出、风生水起，把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思想，用一座都城在中华大地壮美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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