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梦里，我化作一只小小的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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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丝、吐丝、吐丝……直到吐出
最后的一根，生命便该悄然离去……”
很多年后，杨苡依然会想起小学时代的那条小绿蚕，在兵荒马乱的动荡时刻，是如何被遗留在校园里，孤独地面对着死亡的命运。她尝试着去拯救这条微不足道的小小生命，却被姐姐强行拖了回来。她只能面对这场注定的生离死别。
死，她并非没有经历过。父亲死时，她尚在襁褓，父亲对她而言只是一个家人偶然提起的模糊印象。二姐死时，她又太小，那个瘦削、安静而美丽的少女，她还记得她把软软的手放在自己头上的感觉，而二姐的死带来的更像是一场沉默悲剧在猝然高潮后的戛然而止——长房正妻娘请了一个道士来病人床前作法，乌烟瘴气的香烟中，一只黑色的公鸡咔嚓一声被折断脖子，鲜血喷溅而出，那只垂死挣扎的公鸡一下子飞到二姐床前，这骇人的场面带给杨苡幼小心灵的，只有恐惧，当她回头看到二姐时，只见她躺在那里，“满脸死灰，挂着两行泪，身子瑟瑟地抖。她眼睛里的惊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死亡带来遗忘，带来恐惧，也带来永别的哀伤。但校园里那条小绿蚕，让她理解了悲悯与爱，也让她感受到何谓离别。就在她行将离开那座教给她爱与离别的学校之时，她与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相遇了。他就是巴金。
别
她给巴金写第一封信时，十七岁。
在此之前，她已经读过了许多巴金的书。尽管杨苡自始至终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巴金编译的《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蒲鲁东的人生哲学》，她一样捧来阅读。一如杨苡所感受到的，巴金的小说对“五四”后的年轻一代有独特吸引力，他的成名作《家》具有双重的魅力，既勾勒出一个衰朽旧式家族种种不堪为人所道的琐细暗面，足以满足那些窥探的眼睛，同时，书中塑造的三个主要角色：觉新、觉民、觉慧，更以他们的挣扎与奋争戳中了无数读者的心——毕竟，能够阅读并读懂这部厚重巨著的读者，大都也出自这样的旧式家庭，感受着新文化运动以来旧雨新风的鞭挞与吹拂，他们能感受到书中人物的彷徨与无奈，听懂他们的抱怨与控诉。
“巴金的《家》就像我自己的家”，诚然，同样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大家庭，同样少年丧父，家境也同样走向衰落，而自己也像主角一样，在新式学校中接受到了平等自由的新思想，那种渴望走出家去的强烈冲动，以及对离开校园直面世界的兴奋与不安，一切都如书中的那个年轻的主角觉慧一样。在第一封表达崇拜的信收到回信之后，杨苡写了第二封信，讲述了自己对家庭的不满，“重点是表示，我要做他笔下的觉慧”。
但巴金的回信，却表示“不赞成”，劝勉她“年纪太小，应该先把书念好，要有耐心”。对一个渴望走出压抑沉闷的旧式家族、拥抱崭新世界的少女来说，这无异于一杯冰水，多年后，杨苡依然对巴金为何阻止她成为书中离家出走的觉慧感到些许困惑。
“巴金总是爱护年轻人，为他们设想的。”但当时的杨苡或许未必完全了解巴金更体贴入微的苦心，他并非不愿自己的读者冲破旧式家族的束缚，为寻求自由而出走，只是，他更深知出走将会付出怎样高昂的代价。书中那个离家出走的觉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巴金自己的写照，他确实离开家庭，沿着新文化运动开辟的方向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但他付出的代价，却非小说结尾那样安稳的结局。他离开了李家，但他的大哥李尧枚却要独立支撑起整个家族，负担起弟弟离家闯荡的资费。新的理论让他愿意将自己的弟弟送出家门，去追寻新潮，但旧的家庭环境却要求他肩负起所有的重担。“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而这种方式，是巴金和他的三哥李尧林在当时所不能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兄弟间的友爱，让大哥代替巴金和三弟承担了来自家族的压力，但他叛逆的弟弟却不能悦纳他，哪怕他写信告诉巴金自己会自杀，巴金依然“不曾重视他的话”。直到1931年暮春时节，他终于自杀了。读到大哥的遗书，巴金才明白为了自己的反抗，大哥付出了怎样沉重的代价。
或许正是在杨苡的第二封信中，巴金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他不愿这个女孩儿复制自己当年的悲剧。而这位一向为年轻人设想的年轻作家，或许为这位年轻的女读者考虑得更深更远。毕竟，社会发展永远会落后于思潮前进的速度，尽管早在清末便提出了“女界革命”的口号，鼓励女性行动起来，冲破家庭的桎梏，去做理想中自我解放的“新女性”，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绝非靠一两句口号可以抹平。
杨苡的四姐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她是杨苡父亲二姨太的女儿，当她离开杨家后，她同时也离开了学校，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京戏演员。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上午打了胎，晚上又要登台。“据说那天晚上唱完了戏，到后台她就倒下了，大出血。她躺在地板上，用草纸垫着，十刀草纸也不够用，全浸透了，简直就是躺在血泊里。四姐就这么没了。”杨苡如果离家出走，会不会像四姐一样，走上悲剧的绝境，或许难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家庭，都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巴金深深地明了这个道理，杨苡也很幸运遇到的这个愿意倾听她诉说的人是巴金。而更幸运的是，巴金推荐给她的另一位值得倾诉的对象，他的哥哥李尧林。
“对巴金，当着面我都是称‘李先生’，李尧林是他哥哥，就称‘大李先生’，写信的时候不一样，给巴金写信，只称‘先生’，写给李尧林，就称‘李先生’。也不是有意的——写给巴金的信主要是说苦闷，给大李先生的信更流水账一些，多说好玩的事，吃了什么，到哪玩去了，遇到了什么人……什么都汇报。”
照片上的李尧林是个高而清瘦的中年人，在南开中学当老师。日军炸毁了南开学校的校舍后，他到耀华任教。比起巴金，大李先生更善于和年轻的学生们交往，“他有许多爱好，拉小提琴，听古典音乐，喜欢逛书店，溜冰很拿手……在学生心目中，他简直是个‘快乐王子’式的人物”，他带给杨苡的，正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他亲切、潇洒、衣着讲究得体，风度翩翩。他并非没有苦闷，但他在杨苡和朋友们面前总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去消解苦闷，“在信中他不止一次感叹：‘什么都是irony of life（生活的讽刺）！’也不止一次让自己乐观起来：‘我主张happy-go-lucky（随遇而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有次散步时他说他赞成‘all or nothing（要么拥有一切，要么一无所有）’，对比‘happy-go-lucky’，那是表示他不愿接受命运的安排了，但随即他就苦笑着补了一句：‘对于我，就是一无所有！nothing！’”
巴金是信纸那一端的师长，而大李先生则是一同散步、听音乐、看电影的身旁友人。大李先生写给自己的每一封信，杨苡都仔细地在信封背面下角写上数字，视若珍宝地珍藏起来。她心中定然对这位师长生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多年后，她将这种情感解释为“敬仰”。但这种仰望中也包含着一种心灵上的契合与理解，是一种大大方方、干净澄澈的恋慕。就像当大李先生前往学校从杨家门前路过时，杨苡都会把房间里对着街上的窗户打开，在留声机放唱片，开到很大的音量，放的是他们讨论过的音乐，“我希望他听到唱片会知道是我在等他，在放给他听。他的确也会朝楼上望过来，虽然他并不能看到我。”
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次，就是在一次电影散场后，大李先生默默地随着涌出的人群走出，漠无表情地站在杨苡面前，“他没有喊我的名字，我也不敢叫他”，他站在大台阶下面望着我，我也很自然地走近他。他笑起来，对她说：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那是杨苡第一次来到海河边，尽管这里距离她居住在租界的家不过数里之遥，但她从未走到过这里。那一刻看到的一切，直到一个世纪后，依然清晰地铭印在她的脑海中。
“你看，你就会坐这样的轮船离开你的家乡的！”大李先生轻轻地对她说。
“李先生，那你呢？”
他叹了一口气，笑笑说：“我迟早也要走开的。”
193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周年的那天，杨苡在海河码头，登上了“云南号”客轮，离开天津。那天上午，他们想办法见了一面。李尧林送给她一盒贵重的手绢，他掏出鼓鼓囊囊的口袋，里面装满了碎纸片——那是她写给他的信，街道上空空荡荡，碎纸片抛撒漫天，纷纷扬扬。
她对他说：“昆明见！”
在她远离的那座房子里，他写给她的信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起，直到硝烟下战栗的火焰，将它们化为片片飞灰。
云
“月光像水一样洗着我们还湿着的头发，好像是在轻轻地梳着梳着，使它更显得乌黑浓密。那样清凉的月色拥抱着那样平静的海，仿佛它不久以前表现出的怒气全被月色温柔地抚平了，而顺从地展开了一幅无边的闪着银点的缎面。我们喃喃说：这多像梦！海之梦、月之梦，就这样任凭它载我们远行吧！是的，这是一些还未尝到人间苦涩的少女的梦……”
这般罗曼蒂克的海上梦幻，作为杨苡前往云南西南联大的铺垫，可谓恰如其分。西南联大这个名字，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浪漫传奇。环境艰苦却名师林立，培育的英才更是各擅其才，在不同领域功绩卓著。杨苡前往的，正是这样一个神话般传奇的所在。恰如她在前往昆明的海轮中所描述的那样，那是“一些还未尝到人间苦涩的少女的梦”：
“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在晚年的回忆中，杨苡勾勒出的自己初见的昆明是宛若天津中西女校一般的世外桃源。她入学之初搬进的青云街8号，是一座云南样式典型的老式大院。尽管居住环境比天津租界的洋房要简陋不少，但对初来昆明求学的学子来说，却是燃烧着知识光焰的圣堂之一。她的左邻右舍皆是闻名遐迩的名人。与她同住第一进的郑颖荪是知名的古琴家。而住在后进的人则是沈从文与杨振声。给她最先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便是沈从文。这位和颜悦色的名作家，在得知她对文学诗歌的兴趣后，更乐于把她引荐给自己的文学同道，有天晚上，她“忽听到清脆的女声喊‘从文’，就见到对面沈先生的身影立起来，拿着灯往下走，灯在楼梯上移动，人就像飘下来似的。而后就听见沈先生大笑，原来是冰心从呈贡来看他”，沈从文特意朝她的窗户喊道：“杨小姐，下楼来见见冰心女士！”
杨苡也在西南联大收获了新的友谊，王树藏与陈蕴珍便是她的两个至交好友。王树藏是著名诗人萧乾的女友，萧乾亲昵地将她称为“小树叶”。而陈蕴珍，以“萧珊”之名为人所知，她后来成为了巴金的妻子。
许多年后，杨苡依然记得她们三名少女的一次夜行。那是一个除夕之夜，三名少女在沈从文家里守岁出来，已经是午夜时分了，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担心她们的安全，但这三名少女却满不在乎地嘻嘻哈哈。而沈从文则笑眯眯地夸赞她们是“三个勇敢的少女”。
三个少女就这样踏上了这场夜路冒险，昆明郊外的公路没有路灯，她们踩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前进，手中的火把不时晃一晃，以驱散黑暗中突如其来的危险。她们用以壮胆的“武器”，只是每人手中的一根甘蔗。
“萧珊紧紧挽着我，也不大说大笑了，彼此好像都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只有树藏是真的不在乎”，她提议啃甘蔗，三个人便吃了起来，一路只听到她们撕啃甘蔗皮的声音，“呸呸”吐着甘蔗渣的声音，在夜里显得特别响亮，让她们一时忘记了害怕，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依然心怀惊惧的萧珊忽然问道：“要是树底下忽然跳出个人来怎么办？”王树藏则一边继续“呸呸”不停，一边答道：“打！拿甘蔗打！”
其实甘蔗已被啃掉老大一截了。
梦
除夕的这次夜行，有惊无险，为联大生活这场美梦中添色增彩。但西南联大的日子，却并非总是这般。1938年9月28日，“那天是个大晴天，天上一丝云彩都不见，真的是碧空如洗，蓝得让人心醉。”年轻的学生们喜欢将这样的晴爽的蓝天称为“蓝得像马德里”，尽管没有人去过西班牙的马德里。但，就在片刻之后，“马德里”的天空化作了格尔尼卡的惨雾。十分刺耳的声音骤然响起，让人本能地捂住了耳朵，“没容我们分辨那是什么声音，前前后后就都是震动耳膜的爆炸声了。炸弹一颗颗落下来，地动山摇”。
这是一场噩梦，1938年9月28日的这场空袭，只是这场噩梦的开端。炸弹瞬间摧毁了所有罗曼蒂克的传奇。“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逃难的人流中，杨苡第一次见到举世闻名的诗人闻一多，在中西女校时，老师曾带领她们读过他的《死水》，而此刻，这位诗人茫然地站在人流之中，“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
空袭从此成了时刻盘旋在头上的死神。第一次空袭只是日后长期噩梦的预演，对杨苡来说，这并不是对她打击最大的一场空袭。多年后，在写给女儿赵蘅的一段提纲上，她写道：“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此时的杨苡已经嫁为人妻，正在等待预产。
查阅档案便会发现，此时正是日军对昆明空袭的频繁时期。1941年4月8日的空袭尤为惨重，被昆明人称为“四·八血案”，这一天中，日军共投弹82枚，炸毁房屋891间，烧毁房屋1830间。频繁的空袭下，杨苡不得不大着肚子跑警报。恐惧、无助、绝望，或许产妇生理期导致的抑郁症候也加剧了这场噩梦。在这种极其糟糕的情绪下，她给相信足以托付心声的大李先生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信发出后，大李先生没有回信，而且从此之后，“就杳无音讯，连明信片也不来了”。“它肯定把大李先生惹怒了”，直到晚年，杨苡依然为这封无理的信感到深深地后悔。但直到最后，她依然不知道大李先生没有回信的真正原因。他的弟弟巴金也没有给她一个明确得足以让她信服的答案。
时间就像雪，会掩盖一切，也会融化成水，淡化一切。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长达八年的噩梦终于在这一刻终结。但狂喜过后，她等来的却是一场悲伤的梦：“李先生已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了我们。我很难过，希望你别。”
“百岁以后，我还好多次梦见过大李先生。有个梦特别奇怪，梦里的背景并不是我家，像北京的房子，四合院那样的。他喝了酒，发脾气，在前面砸门，老潘子抵着门不让他进来，他就嚷嚷：我找她说两句话有什么不可以？！而后就把门踢开了。进来站在院里对后面喊：我只说一句，说完就走。他跟我说的一句是：我不是赖斯基！我回了一句：这里也没有马克！”
“这梦太奇怪了，大李先生不喝酒，从来都是很绅士的，我哪见过他发脾气？梦里成了那样。”
“睡眠不能带给我休息，
我清醒着的眼睛永远看不见，
死去的人的影子，
环绕在我的床前。”
人生，或许就是一场又一场的相聚与离别。在这生与死萦绕轮转的世间，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一切可能，也都可能被死亡粗暴地打断。许多的岁月之后，历经生死的杨苡回顾往昔，或许会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她见证了如此多的生离死别，而别离的场景常常不是一曲挽歌，甚至不是一声呐喊，而是无奈的呻吟，是荒诞的哭嚎。
死亡会夺取一切，但惟一不会夺取的，就是梦。至少在梦中，一切不会那么容易戛然而止，也至少在梦中，生人与死者还可以擦肩而过，握手寒暄，只是分不清梦里的他究竟是真的，还是只是自己内心的造相——但唯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梦中浸透的那份情感，无论是思念，追悔，悲伤，还是欢欣，那是等待许久的希望，而希望，本就无所谓真实或虚空，因为支撑这希望穿过一个世纪的岁月，继续等待下去的，是爱。就像杨苡经常引用的那段《哥林多书》中的箴言：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撰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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