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2022年8月23日，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岗地的望天田已经龟裂。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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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粮食产量1.37万亿斤，增产74亿斤，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75亿亩，增长0.6%。去年12月12日，随着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我国2022年粮食产量数据，稻菽丰稔，盈车嘉穗，我国正式迎来了“十九连丰”，粮食产量连续八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这也是我国农业又一次摆脱粮食生产的不利形势，实现的“低开高走”。当极端天气冲击大国粮仓时，每一季丰收的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设计与支持、科技的进步与应用、农田的建设和维护。2023年，农业大国中国，将继续端牢中国饭碗，在积极应对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同时，牢牢把握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有气象记录的最旱夏天
2022年的农业气象年景官方早有预测。在前一年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应对拉尼娜预案中就曾提到，这一年我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偏多，旱涝并存。到了4月，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也曾表示，2022年气象年景不容乐观，旱涝、极寒、极热等极端天气可能多发，重大病虫害也呈重发的态势。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者，往往感受到“气候不同于往年”的时间要更迟一些。约莫到了6、7月份，安徽合肥丘陵地带的小农户刚刚栽下了中晚稻，心里就开始隐约为雨水担忧，一位家庭农场主告诉新京报记者，村里的耕地并不靠近水源，往年是山间的雨水顺流而下汇入水塘，才养育了千百亩的“望天田”，“但今年几乎没雨，塘里的水位也没往年高了。”
进入7月后，长江流域降水量减少明显，旱情发展迅速，水位持续回落。8月中旬，河流的“汛期反枯”已经造成六省份近80万人因旱灾需要生活救助，农作物受灾面积1764万亩。
8月，在四川“产粮第一县”德阳市中江县，田间的温度直逼40摄氏度，彼时已近60天未见雨水，往年能为庄稼提供水源的都江堰，这一年也只恨鞭长莫及；在被称为“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湖北，已有32个县市达到特旱等级，旱情严重的岗地上，玉米叶子已经被炙烤得打起了卷，数以千万亩的农田在高温中备受煎熬；在因夏季凉爽而被称作“川渝后花园”的贵州北部，这是当地人记忆中最炽热的夏天，这一年的盛夏，这里几乎很难听到为避暑而来的“巴蜀乡音”。
水利部称这是长江流域自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发生的最严重气象干旱。8月1日以来，长江流域、乌江和长江中下游降水均为历史同期最少，长江流域出现大范围40℃以上的高温天气。
水稻的制胜时刻
秋粮是全国粮食产量的大头，而水稻则是秋粮的生产关键。8月，长江流域农作物正处于制胜时刻中，但赶上61年来最干旱的夏天，还在抽穗养花的水稻，同时也在至暗时刻里徘徊。
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台江县，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他的村庄位于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区，当地没有水塘，还是种了超过七成的水稻，“只因为这里土壤的保水性很强，留得住水，靠每年夏季的些微雨水，村民们就能有不错的收成。”可这年，5月份插下的秧苗，有的到了8月末还未分蘖，田里水稻的叶片生脆，用手稍稍揉搓，便成了细碎的粉末。
而除了贵州外，长江流域旱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六省份中，安徽、湖南、湖北、江西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这里也是我国除黑龙江省以外，水稻种植最为集中的区域。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粮食产量数据来看，四省谷物的产量占全国谷物比例接近四成。而根据各省年初立下的粮食播种面积“军令状”，2022年夏收结束后，四省秋粮所占各省全年粮食产量的比例均超一半以上。
南方遭遇旱情的时间，正是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科所副研究员陶志强曾向记者介绍，植株的穗数、穗粒数、粒重是决定粮食产量的三要素。旱情到来前，植株穗数已经尘埃落定，穗粒数则主要取决于在授粉效率影响下的结实率，而干旱高温的环境是不利于授粉的，同时粮食作物籽粒的饱满程度、外观品质等也都会受到影响。
对于一些种植者而言，干旱为水稻造成的影响已无须做更多解释和分析。那些田地中，有的曾经靠近水源，但泉水“缩水”，池塘干涸；有的远离水源，在丘陵岗地上，南方的望天田没有等来如往年一样拥有丰沛雨水的夏天。
抗旱“国家队”与农民智慧
高温干旱曾是2022年影响南方秋粮丰收的最大威胁。
去年8月下旬，国家财政部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研究，紧急通过中央预备费安排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100亿元，全力支持各地做好抗旱救灾、秋粮防灾稳产、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等相关工作。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也已派出25个包省包片联系工作组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十余个科技小分队赴秋粮重点省和受高温干旱影响重点地区，指导推进抗灾保丰收关键措施落实，努力减轻灾害损失，全力以赴夺取秋粮丰收。
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副所长王文生率队先一步到达湖北，他曾告诉新京报记者，湖北旱田大多处于丘陵，地势较高、土地不平整，距离水源地较远等客观条件为有效灌溉造成了困难。在当地，从农业农村各个部门到县乡村已经针对高温抗旱工作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专家组也随着走访制定救灾方案和重点工作。而在籼稻、粳稻都广泛种植的江苏，来自中国农科院作科所和植保所的专家制定了包括增施叶面肥、加强补水调水、强化病虫害防控等具有针对性的抗旱保收措施。
当然，在莫测的天气面前，空降的“奇兵”也只是加重了抗旱的砝码，却无法凭一己之力锁定丰收的胜局。而实际上，长江流域抗旱依靠的也不单单是远道而来的“国家队”专家们的指导，在当地，人们也能寻找到应对灾害的智慧与路径。
这其中，有的是靠种植者们的众志成城。例如江西万年县的大米，曾因被指定为“贡米”而闻名，附近为了农业应急的水库只有一座，为了尽可能多地照顾到附近农田，水库放水时，上下游村庄的取水灌溉，都是“商量着来”。
有的是靠祖辈们代代相传的耕作习惯。例如贵州台江县，有的村庄一直延续着稻田养鱼的传统，在4、5月份早早蓄好了养鱼的水，也顺利让田里的水稻躲过7、8月份突如其来的旱情。
对于农户来说，心中的“踏实”更多是得益于近些年来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例如湖北团风县，2019年后，建设提水泵站、通水沟渠，还修建了蓄水塘，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超7万亩，改变了当地农作物看天收成的命运，也让酷夏之中种植者满心的忐忑得以慰藉。
极端气候呈频发重发趋势
时间终于来到9月下旬，这时起，数以千万计的农机开始投入“三秋”作业，全国秋粮大规模收获陆续展开，直至11月初秋收结束，这一年的“产粮大考”，才最终进入到“阅卷”阶段。那么总的来看，2022年夏季的这场旱情到底为秋粮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据去年8月末水利部消息，旱情高峰时，长江流域耕地受旱面积达到6632万亩。这几乎是整个湖北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当然，受灾面积并非绝收面积，据专家前期指导抗旱工作时实地了解到，2022年各地持续整治盘活撂荒农田，粮食面积有所扩种，这也意味着即便旱情影响到秋粮，最终的粮食产量不会有太大浮动。
到了去年12月，以国家统计局年终发布的粮食产量数据总体来看，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730.6亿斤，比上年增加74亿斤，增长0.5%，粮食产量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新京报记者对比2021年各省数据发现，长江流域的四个粮食主产区中，粮食播种面积均有上涨，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的粮食总产量以及单位面积产量与2021年相比，有略微差距。
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在解读粮食生产情况时，谈及了这一点，他提到，2022年全国主要农区大部分时段光温水匹配良好，病虫害偏轻发生，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但夏季长江流域高温干旱，东北地区南部农田渍涝灾害偏重，对粮食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几乎正如前文中提到的，2021年底农业农村部对2022年我国气候年景的预测。
为什么这一年会这么旱？在农业气象领域的专家看来，今年的极端天气需要放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具体而言，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表现强势是造成长江流域干旱比较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它造成了长江流域温度偏高的气候年景。”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农业气象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锦告诉新京报记者，2022年长江流域的旱灾实际上是高温与干旱相叠加的结果，干旱本质上也是高温的反映，就2022年来看，副热带高压本身强度强、持续的时间长、覆盖的范围广，进一步加剧了旱情。
这不是长江流域第一次出现“汛期反枯”。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2006年夏天，长江流域的上游，特别是川渝地区出现干旱，长江出现了当时的历史最低水位，那一年，全国耕地因旱受灾面积3.11亿亩，成灾2.01亿亩。
赵锦提到，在更大范围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发生的频率、持续的时间、影响的范围，也确实呈现出了频发、重发的趋势。“这并不是指2023年的极端天气就一定比2022年更多，而是说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上，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次的趋势，是逐渐增多的。”赵锦说，在这期间极端值也会慢慢上升，也就是说在未来，极端天气对于农业、对人类生活的冲击也会更大。
守护大国的“粮袋子”
若是细细数来，除了2022年长江流域遭遇的旱情，最近几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者与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从未停止过交手。
2020年年末，我国冬麦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五到八成；2021年7月，产粮大省河南与极端天气狭路相逢，造成河南全省超1400万亩农作物受灾；同年秋天，中西部地区经历旱情之后再遇水灾，此后我国遭遇罕见秋汛，造成超1亿亩冬小麦晚播……即便已连续增产了十九年，但大国丰收，从来难谈“容易”二字。
人们常说，农业的发展、进步是与自然不断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而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场较量会一直持续，或许将越发激烈。
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极端天气和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了我国的“粮袋子”？中国农业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秀东，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极端天气事件虽会对粮食产量形成一定冲击，但总体来看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王秀东说，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的局面不会改变，他提到，近年来，政策支持投入强度不断加大、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和基本农田及基本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使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做到了端稳中国饭碗。
在灌溉技术上，我国在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约50%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全国总量75%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已成为世界第一的灌溉大国。在农用机械上，我国已成为世界农机的生产大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其中小麦的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7%，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高标准农田方面，截至2022年我国已建成超10亿亩。王秀东认为，我国对农业的长期投入和重视都将继续延续、巩固粮食安全的保障与根基。
另一方面，王秀东提到，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生产跨越不同生态区，每一年的粮食丰收，都是要算“总账”的，极端天气事件虽对局部地区粮食产量产生影响，但不会整体上同时影响我国各个区域粮食产量。
建农业强国减弱天气影响
但“警钟”已经响了。在王秀东看来，极端天气所造成的损失，给农业生产者带来的忐忑，足以让人留下深刻教训。在这一刻，人们应意识到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农业生产韧性的可贵。
去年12月下旬召开的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2023年三农工作定了调，会议布局农业强国建设，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王秀东说，建设农业强国的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农业生产政策支持体系将不断完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高标准农田的建设持续推进，也会夯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提升我国防灾减灾的能力。
那么成为农业强国之后，是否就意味着我国农业能够摆脱“靠天吃饭”的命运？
在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蔡海龙看来，农业无法与气候和天气“彻底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农业不可能完全摆脱气候和天气的变化。我们受到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的影响是必然的。但要看到的是，我们也有能力去应对、减弱灾害带给我们的风险。”
蔡海龙也提到政策、科技以及高标准农田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已经在很多种植领域尝试了对农业的精准控制，在面对旱涝虫害影响的时候，滴灌技术、高标准农田以及智慧农业系统，都能更精细地控制农业生产和作物生长的过程，来减弱天气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当然大田里面相对会困难一些，但很多技术在设施农业中已经被运用的非常广泛。”
同时，蔡海龙还提到，农业生产经营中不仅会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同时也直面着市场风险，“而通过农业保险、通过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等等手段，可以让生产者更好地融入到农业生产链条当中，连接上下游，链条之间可以横向联合，形成集群式的发展。”
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蔡海龙说，当链条拥有更多横纵交集、能够形成网络的时候，政策的推动会更加容易，科技的应用推广会更加迅速，生产者会更坚韧，农业也更多了一道保障。
■ 对话
中国农业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秀东：
应对极端天气，提高生产韧性
极端天气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粮袋子”？我国农业是否从真正意义上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农业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王秀东。
新京报：最近几年我国极端天气多发，给当年的粮食生产也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在你看来，极端天气是否会影响我国的“粮袋子”？
王秀东：极端天气事件虽会对粮食产量形成一定冲击，但总体来看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较大威胁。
一方面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的局面不会改变。近年来，政策支持投入强度不断加大、科技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和基本农田及基本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使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做到了端稳中国饭碗。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农业生产跨越不同生态区，极端天气事件虽对局部地区粮食产量产生影响，但不会整体上同时影响我国各个区域粮食产量，从今年来看，南方地区持续高温干旱，对秋稻生产带来不利影响，稻谷产量也比上年减少87亿斤，下降2.0%。
但从全年来看，粮食播种面积比去年增长0.6%，小麦产量2754.5亿斤，比上年增加15.6亿斤，增长0.6%；玉米产量5544.1亿斤，比上年增加93亿斤，增长1.7%，全国豆类产量470.2亿斤，比上年增加77.1亿斤。实现了粮食总体上的增产，成色和底蕴比较足。我国粮食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流通储备体系不断完善及贸易更加稳定趋势下，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新京报：2021年我国经历了北方的洪涝，2022年遭遇南方的干旱，这对我国农业来说有何启示，在气候变化过程中，中国农业抗旱或者说面对极端天气的思路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王秀东：近年来，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给局部农业生产造成较大损失，教训深刻，同时给我国农业生产敲响了一记警钟。
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如何科学应对极端天气对农业的影响、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极端天气事件冲击，我国农业需要继续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增强农业生产韧性。其中包括建立健全灾害预警体制机制，提升防灾能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等，提高抗灾能力，当然，其中也包括通过加大优良品种研发与应用，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灌排工程建设等方式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气候变化也改变着农业的生态环境，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持续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去降低自然灾害破坏力。此外，还需强化农业国际合作，优化国内农产品供给结构，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新京报：在当下，我国农业是否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为了减少不可控的气象影响，我国都做了哪些努力？
王秀东：“靠天吃饭”是传统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表现为自然灾害及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
随着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进程不断加快，农业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束缚其实是在不断减弱的。
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农业生产政策支持体系的不断完善，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包括农业补贴政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政策性农业保险等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精准落实，为农民种粮、地方政府抓粮积极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另外需要看到的是，这些年，国家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农业设施和装备不断升级，也是为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插上科技翅膀。以数据说话，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新京报：应对极端天气，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或者措施、设施？
王秀东：我国这些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加快，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根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累计建成超9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按照计划部署，到2022年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即土地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农电配套、土壤肥沃、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被划定为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这意味着它能够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未来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这将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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