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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爱鸟，是出了名的。每天，带上自家的鸟出门遛一遛，是许多老北京人雷打不动的必修课。在作家的笔下，他们被称作“鸟人”，鸟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而近年来，不少爱鸟人士开始将注意力从“笼中鸟”转向“丛林鸟”，他们也被视为新一代“鸟人”。
郭耕：这个照片很特殊，1999年国内第一次观鸟大赛，我作为唯一的中国队（代表）上台发言。
(相关资料图)
郭耕和动物打交道已近四十年，用他的话说，动物保护工作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他的事业。
郭耕：什么是事业和职业？就是我想上班，那就是事业。如果说明天我得上班，那就是职业。
郭耕：到田里，远方“呱呱呱”全是叫的，一看地上田头全是一种叫豆雁的鸟。我就拿着望远镜扫。突然就不动了，我说好像大鸨在这呢。大家都掉转“枪口”，往那找，一看真是大鸨。
东方大鸨是一种极难被观测到的珍稀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数量已不足两千只，甚至被认为是“鸟中的大熊猫”。但与大熊猫不同的是，鸟类会自由地迁徙，甚至不经意间出现在人们的身边。
快速的城市发展中，人类挤占了野生动植物生存的土地、空间和资源。今年6月，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强自然保护地管理，建设生物多样性之都”。全市将在部分有条件的绿隔公园建设20处自然带，促进人工林向近自然林转变，为野生动物保留栖息空间。并在“十四五”期间，每年建设12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为小动物营造栖息地。
周彩贤：因为现在我们的基底有了，据我们初步调查，我们的物种大概在6000种以上，如何把它保护好，这其实就是我们园林绿化部门下一步一个宏大的命题。
没有多样的生态系统，完整的生物链条和生物廊道，北京目前的“绿”或许只会是短暂的“绿色荒漠”。北京这样人口急剧密集的超大城市，真的有可能让“绿”活起来，重新成为自然化城市吗？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万物共生”的愿景能否实现呢？
“适得其反”的生态保护
羿健和马德成，都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成员，他们口中的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鸨。2017年，有观鸟爱好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鸨的踪迹，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冬天，他们都要花上将近一半的时间，守在这里。
大鸨以草籽和谷物为食，眼前这块对人来说并不起眼的土地，对大鸨而言却是完美的越冬天堂。事实上，全球共有八大候鸟迁徙通道，其中北京处于“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上，每年过境南迁或北迁的候鸟、旅鸟达300多种，数量超过百万。经过几年持续地观测记录，羿健和马德成欣喜地发现，这里已经成为几只大鸨稳定的越冬地，而且除了几张老面孔，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去年最多的时候达到五只。
郭耕：我觉得这是一个典范，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农民种地该种还种，但是冬天撂荒了，正好这些鸟到这来越冬。你唯一做的事就是不要去打扰。这几十年来我得出一个经验，保护的关键不是把动物给关起来，而是把人给管起来。
为了更好地保护大鸨，马德成和羿健他们专门起草了大鸨拍摄行为指南，并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
如今，这个队伍已经发展壮大到将近200人。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自发地排班，早上8点上岗，下午5点下岗，默默地帮大鸨解决各种问题。
今年，北京市启动了“揭网见绿”新举措，通过简易绿化为荒地“美颜”，既防止了扬尘，又能实现在低维护条件下的区域生态功能。这项本意是改善生态的举措，却在不经意间改变了生态。对于大鸨来说，它们刚刚对这片越冬地适应甚至依赖，现在不得不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改变。
吕植：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地方乱七八糟，但为什么他们从2015年开始观察，有266种鸟，包括八种一级保护动物在这生活，动物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吕植，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及生态研究中心教授，也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创始人。早年，她主要从事大熊猫研究和保护，有人称她是“与野生大熊猫最亲近的人”。而身边校园里丰富的动植物，则让她开始关注城市的自然生态。
2008年，在绿色奥运的大背景下，奥森公园摒弃了传统的“公园为人服务”的设计理念，提出仿自然山野的建设标准，同年，53万株近100种乔木、80余种灌木和100余种地被植物，按照生物多样性组成了奥森的自然林系统，公园绿化覆盖率更达到了95%以上。其中，为了净化公园的水质，种植了6万多平方米的芦苇。如今，这片湿地空间，早已成为了动物的乐园。
王军：咱们的芦苇，就是给东方大尾鹰、鸦雀，它们喜欢在这种芦苇里面活动，它就要吃芦苇秆子里的小虫，它除了藏身还要觅食。还有秧鸡什么的，都会依赖于这个环境。
在过去很多年间，为了不使芦苇破坏奥森的水质，同时为了冬天防火，每年11月，公园就会把所有的芦苇都割掉。学习园林出身的王军，从来没有意识到这片芦苇，对动物有着如此大的作用。2017年，北京市生物多样性策略研究工作启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建议王军，可以改变割芦苇的方式。
谭玲迪：奥森没有减少割芦苇，因为这是它水体水质的需求，但是你可以按照鸟类和昆虫繁殖的节奏来割芦苇，就比如说春天的时候赶在鸟类繁殖季到来之前，我就把该割的全割了，这样的话，鸟类过来的时候就不会再因为你割芦苇惊扰到它。还有就是有一些蜻蜓，可能它要利用芦苇繁殖，你再适当给它留几小块就行。秋冬的时候你是为了防火的目的需要割芦苇，但是有一些鸟类需要在芦苇丛里面过冬，那就在没有防火风险的地方，比如说水的中间给它留几片。
今年11月，为了冬季防火的需求，奥森割芦苇的工作如期进行。但在此越冬的鸟类并不用担心失去生存的空间。听取山水的建议后，王军决定根据鸟类的习性，每年将割芦苇的次数由1次改为3次，这些变化也给她自己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今天，我们环顾北京，印象中满是钢筋水泥的城市，正在被绿色覆盖。持续60多年的防风固沙工程，让北京实现了“由黄到绿”的转变。两轮“百万亩造林”工程，让北京城市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9.29%。但如何让绿“活”起来，是北京亟待解决的问题。
周彩贤：活起来主要是两个意思，一个我们林子造了，量很大，但是我们林子底下光秃秃的，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不活。另外一个，人进入到森林里面以后，我们感觉到，无所适从就仅仅走走路，人享受森林各种带来的福利还没有，所以人进去也活动不起来。
2017年，北京开始实施第二轮“百万亩造林”，提出了乡土、长寿、抗逆、食源、美观的造林方针，力求通过乡土树种提高抗逆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恢复生物多样性。
周彩贤：绿了，恢复生态系统。事实上在一个区域一个环境当中，要达到生态系统的平衡，生物必须多样，食物链必须完善，一个物种的灭绝不是代表一个个体，一个链断了，就导致你的生态系统不平衡了。
吕植：城市化的过程，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单一化的过程，就变成水泥森林了。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人强大了以后呢，把我们所依靠的这个生命的基石逐渐摧毁，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稳定，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强调要保护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因为它遇到了危机，实际上是难以为继的。其实自然可以重新来过一遍，而人类不可以。
自然的力量：看见生物的“隐性价值”
北京，一直是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大都市。许多鸟类、两栖、爬行动物以及植物只要条件适宜，哪怕面积很小也能成为它们的立足之地，与人类聚居区比邻或镶嵌而生。
吕植：北京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潜力是非常大的，但与此同时也是非常脆弱的。所谓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几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其实蛮难的。
位于北京西郊的京西林场，17万亩森林绵延于京西山峦。10月已值深秋，但这里却仍能看到成片的绿色。油松四季常青，在人工山林中极为常见。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也曾“荒山秃岭，风起沙扬。”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如今已经绿树成荫，但却迎来了新的问题。
安桉：你从卫星一看，一片绿，你走到树林底下其实什么都没有，没有灌木，没有草，光秃秃的一片，我们都管这叫“绿色的荒漠”。
京西林场的前身是京煤集团的企业林场，它的诞生最初是用于煤矿巷道的坑木，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与国家政策的调整，林场成为煤矿企业的一种生态补偿，特定的时代要求决定着像油松、落叶松这样的速生树种都是最佳的选项，但由于林区密度过大而遮蔽了阳光，导致林下的草本植物和灌木都很难生长，这也加剧了物种的单一。
周遵秀：纯林是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因为它没有食物链的循环，没有相互物种的制约和平衡，导致病虫害一旦发生，特别容易扩散蔓延。
事实上，不管是人工林，还是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人工草坪，都正在经历着从人工化到自然化的转变。
曾经的南门大草坪，是不会有任何动物驻足的。为了维持草坪的四季常青，整齐美观，每年6月底开始，每隔十天就要进行一次打药杀虫。
王军：这个工作是特别程式化的，我有意识地播了一部分蒲公英、紫花地丁，把它变成缀花草坪。当有一定比例其它花卉品种的时候，它的病就不容易蔓延，甚至那块南门大草坪，一年我都不打一次药了，代价是它不是纯冷季型草坪，秋天会黄得早一点，但我一直觉得，其实这个审美也是没有问题的，自然界里头一定是有一年四时变化才是对的。
吕植：我们为什么保护生物多样性呢？是因为多才会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桌子两条腿立不起来，三条腿能站起来，但是你要是不小心砍掉一条腿它就倒了，如果有十条腿八条腿，它才比较安全。生物多样性越多，生态系统的功能越稳定。
对于京西林场而言，从接管这块林地伊始，就把恢复生物多样性提上了日程，短短几年已经看到了一些可喜的改变。我们来的这天，正赶上修路，一些水泥没干的地方，还可以发现小动物的脚印。
2019年，他们联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始进行“开林窗”尝试，通过疏伐，为林下植被生长创造阳光和空间条件，用这种方法来恢复生态。用他们的话讲，不是所有树木都叫森林，有时候砍树比植树更能帮助森林恢复到自然健康的状态。
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树苗，让周遵秀她们欣喜不已，作为外行人可能无法理解，它们对于这个生态系统意味着什么。
周遵秀：比如说栎类，顶级生物群落的一个指示物种，今年咱们看到的可能好多都是小苗，可能20年以后，它能长成这种大树，稳定的生态群落就已经构成了。
原始森林中，动物植物微生物在这个大环境中各司其职，维持着稳定与和谐。对于植物而言，它们需要借助大自然的帮助，才能将种子和幼苗传递到森林的各个角落，换句话讲，昆虫，鸟类都是它生生不息的依赖。
郭耕：一般人说520就是我爱你，但（那天）也是国际蜜蜂日。一千三百多种作物，有一千种以上都依赖蜂类来传播花粉。如果没有蜜蜂了，我们的农业、畜牧业、水果、蔬菜都会减产，都会遭到损失。人类往往看到的是直接的价值，是产品价值，但是它们还有更多的生命支撑价值，这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城市的未来：留野、保育，从生物的视角出发
2017年，北京市决定，在城市中心区东北部，朝阳、昌平、顺义三区交界，温榆河、清河两河交汇之处，规划建造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的温榆河公园。
因公园位置地处三区河道交界，同时也是北京重要的蓄滞洪区，温榆河公园的筹划建设，最终由北京市水务局进行牵头，并于2019年成立了北京市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
李文宇：其实刚开始就是以防洪功能为主，但是它又特别大，不一定30平方公里全部去建蓄滞洪区。我们测算过周边大概有上百万居民，其实也是为了给这些市民提供体验生态自然这么一个大的空间。
温榆河一期工程在2020年9月正式对市民开放。随即迅速成为周边居民踏青、露营的最佳选择。在满足人需求的同时，园内遍布芦苇湿地，并无水泥硬化的滩涂、沿河没有封闭的水域廊道、乔灌草相互结合的空间规划，这些都是考虑到野生动物而进行的设计。
“生境”，意为生物生活的生态地理环境。这是温榆河公园设计规划中被反复提及的词语。在园林设计师王贤看来，30平方公里的范围已经远超公园的尺度，温榆河公园的设计、建设究竟该以何为本？这是他一直困扰的问题。
王贤：温榆河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城市建设区，也不是（类似）三江源生物保护区，中间的这个区域我们如何去界定它的优先级，当时围绕到底是考虑人，还是优先考虑动物，有很多的争论。
在以生态为本的前提下，北京市决定采纳吕植教授提出的“留野”概念。目前，“留野”已成为北京市园林绿化管理的基本要求之一。
吕植：所谓“留野”就是让它自己长，不要再去割它，去管它，再去种它，让它自己演化，让自然做自然的事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人来帮助营造一个自然场景也是可以的，但前提是我们了解自然是什么样子，这些生物需要什么，需要的是草，不是树，需要的是湿地，或者是滩涂。
在温榆河公园的最终设计方案中，我们看到了一心、三核、四脉的自然带空间格局，整个公园的“留野”范围占据公园总面积的30%，为各种生物提供与之适应的生境。
如今，北京的本土植物，越来越成为园林绿化工作者的首选。2020年以来，北京市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生物学家们的足迹遍布山野，实地了解最新动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显示，北京地区目前已有记录维管束植物2088种，其中国家及北京市重点保护植物80种。而除此之外，还有近600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在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栖息繁衍。
按照规划，北京每年要在园区、校区、社区等场所建设12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区，为小动物营造栖息地。类似昆虫窝、刺猬屋、蚯蚓塔等一系列为小动物服务的设施就出现在人们身边。
夏舫：以前我们做绿化是绿起来就好，后来就变成不光要绿，还要美，现在我们是让它活起来，物种的多样性让它更多，更丰富。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方方面面，我在大的园区当中要实现那样的一个目标，那我在小的社区当中，实现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增强人的一种保护意识。
夏主任告诉我们，在小区中有一棵柿子树，而每当丰收时节，物业提醒业主来收果子的时候，业主却说，这些果子就让它留在树上吧，它们本来就是为鸟而留的。
奥森公园里的鸟楼，是王军每天早上巡视公园都要来的地方，鸟楼的700多个房间，入住率达到了8成以上。
王军：建奥森的时候，它那个设计理念还是比较先进的，城市生态公园，多多少少还是考虑到了鸟类，这种近自然的环境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路子还是挺对的。
当城市快速发展，许多小孩的童年也随之被钢筋水泥的“森林”围困住，他们或许了解最新的科技产品，精通琴棋书画，但对身边家园，身边的一草一木知之甚少。随着近年来户外运动的频繁“出圈”，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自然给予的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更多有趣的知识吸引着他们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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