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传统电信诈骗不断向手机App上转移，背后负责程序开发的IT青年沦为‘制刀者’和诈骗犯罪帮凶，亟待源头治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提出《关于加大对利用App诈骗犯罪治理力度的建议》，10日下午收到最高法、最高检受理回复。
2021年5月起，记者持续追踪调查国内数十起相关案件，推出了系列报道。周洪宇注意到这组报道及相关现象，以此为案由专门撰写了上述建议提交全国人大。3月9日湖北代表团审议两高报告时，他做了加大对利用App诈骗犯罪治理力度问题的发言。
“这类新型诈骗手段防不胜防，社会危害性极大。”周洪宇说，伴随数字社会、信息社会的到来，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民众对移动网络、手机App依赖度很大，不法分子利用App诈骗的犯罪近两年愈演愈烈，比如打着“理财”幌子借用山寨App实施“杀猪盘”等。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一季度此类犯罪已超过电信诈骗的60 %。而受害者一旦“中招”损失惨重，有的受害者不堪打击甚至选择轻生。
不容忽视的是，惨痛案件背后，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助攻”的公司，近两年悄然在上海、天津、武汉、长沙等多地出现。
“这些人披着科技公司甚至青年创业团队的外衣，干着危险勾当。从写代码到封装、分发、售后，研发诈骗App、提供运维等，为诈骗团伙提供一条龙技术服务。”周洪宇介绍。
令他尤为痛心的是，这些“制刀者”大多还很年轻：90后、IT男为主，大学以上学历。其中不乏拥有名校光环、硕博学历的高材生，“一旦被抓，将面临‘帮信罪’刑罚，害人毁己。”
据调查，一些涉案IT青年落网后，接受调查时往往宣称“没有直接参与诈骗”或“对参与开发的App用途并不知情”。在他看来，“涉诈App往往留有可操控数据的‘后门’，作为技术研发人员，不可能不知情”。
这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分析，一些IT青年沦为电诈“制刀者”，与法治意识淡薄、急于“挣快钱”等心理有关。被警方抓捕的武汉光谷晟昌公司技术总监余某，是个90后青年，此前月工资1万元，参与开发涉诈App后，每月进账4万元以上。余某坦言：“知道可能违法，但在别的地方也拿不到这么多钱。”
两会前夕，最高检发布2021年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情况。数据显示，2021年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相关联的网络黑产犯罪增长较快，全年起诉帮信罪近13万人，同比上升超8倍，位居各类刑事犯罪第3位。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在校学生沦为犯罪“工具人”、诈骗犯罪帮凶。
为逃避监管或规避调查，犯罪团伙通过技术外包、购买技术服务等形式，加强犯罪的“技术对抗”。一些技术公司、技术人员违背行业规范和职业准则，对服务对象和项目不加辨别，非法提供技术支持，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经由技术的介入加持，犯罪实施“门槛”大大降低。
“遏制涉App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升IT青年法治意识，刻不容缓。”此次两会，周洪宇建议，公安部应会同网信、教育等部门加大对利用App诈骗犯罪的综合整治力度。
首先要加强源头治理。针对IT类专业的青年学生，开展法制教育、思政教育进课堂活动，实施“精准滴灌”，由参与办理相关案件的检察官、法官、民警等以案说法，及早在青年学子心中划清行业“红线”，引导IT学生不做涉诈App的技术助攻；发挥专业力量参与反诈，变“制刀者”为反诈“战斗员”。
其次，完善法律法规。设立App市场准入制度，以及开发、封装、分发等各类主体实名登记备案制度，构建安全可信的信息通信网络环境；制定行业规范、定期开展核查，建立严格的行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涉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黑名单”制度，要求“从业禁止”。
同时，强化监管。网信部门应加强对App的监管力度，特别是确立对未在应用商城上架App的监管方式，堵住监管漏洞。
今年全国两会上，“IT青年成涉诈App制刀者”现象引起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他们呼吁加快颁布实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打击治理工作提供有力法律武器。2021年10月，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提出，加强对涉诈相关非法服务、设备、产业的治理，加强涉诈App、互联网域名监测治理。
“十分中肯，非常重要”，最高检10日对周洪宇代表回复，将认真研究，持续保持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惩态势，加大以案释法力度，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形式推动相关部门加强行政前置监管，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
“对于这个新情况、新问题，他们都很重视，反应很快、办理及时，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初心与宗旨。”这位履职20年的人大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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