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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非洲史的数字化已经在学术界内外都逐渐取得了一定成果，为研究者和公众带来了便利并促进了数字史学的整体进步，但由于非洲自身的被殖民的历史、非洲人本身敏感的种族意识和数字化实质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实，非洲史的数字化有着和世界史其他领域（如美国史或欧洲史）截然不同的一大特征：那就是数字化过程中敏感的道德议题——即“数字鸿沟”或“信息帝国主义”。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由于资金、技术、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巨大差距，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非洲史的数字化进程。
第一，欧美国家主导着非洲史数字化的具体建设过程，并在云端服务器、数据库网站、基金会赞助、高校研究力量、数字人文公司、数字实验室等数字化生产链的几乎全部环节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设闭环。例如，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有着雄厚的非洲史研究力量，从2017年开始一直在USNEW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前列；该校的非洲研究中心是接受美国教育部《国防教育法》第六条资助的十大非洲区域研究中心之一；该校的数字人文社科中心更是从1994年成立以来从美国政府和基金会得到了高达1900万美元的资助，拥有完备的数字化建设的人才、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些条件使密歇根州立大学拥有建设“被奴役”网站的各方面条件，而这些往往是非洲国家研究机构难以望其项背的。这种巨大的差距带来了非洲史数字化的一大问题：在某些数字化建设中，除了史料来自非洲或与非洲有关之外，非洲是基本被排除在外的。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南非具有一定数字史学建设能力之外，其他国家史料的数字化基本都由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由欧美高校、基金会和政府出资支持。
第二，由于非洲史数字化的具体建设过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非洲学者担心数字化中非洲档案的话语权乃至整个非洲历史的塑造权在将来完全会由西方控制。有非洲学者认为，无论其形式如何，档案本身无法脱离学术界的权力关系，也不能实现彻底的价值中立，比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所经营的档案馆就不仅仅是储存文件的仓库，更是服务于种族压迫的工具。与之相似，非洲史数字化过程中由谁来资助数字化，谁来决定数字化的方式，谁来选择应当被数字化的史料，以及最终谁可以使用这些资源都是事关历史话语权的重要议题。甚至有人指出这样一种极端的可能：未来任何没有被数字化的史料都将变得不再重要或者不复存在，而那些存在于互联网上的史料将成为“大写”的历史本身。因此，在西方占据非洲史数字化建设主导权的情势之下，档案的数字化工程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欧美占有非洲民族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尝试，并将导致非洲本土学者竞争优势的丧失。正如卡洛琳·汉密尔顿等人在《重构档案》一书的序言中所言：“他们（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继续通过购买私人收藏和缩微胶片并推动数字化来将档案史料从穷国向富国转移，从而可以让西方学术机构更好地巩固自身权力，并对档案进行定义和划界。”
第三，除了建设过程和话语权之外，西方发达国家还主导着非洲史数字资源的使用，这进一步加剧了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由于非洲史学术—商业数据库大多承包给数字人文公司进行建设并采取用户付费订阅模式来收回开发运营成本，所以相应的机构订阅或个人订阅费用动辄就高达几千英镑乃至数万英镑，还有后续的年度使用费；即便是规模不大的现当代非洲报纸网站AllAfrica.com，其年度机构订阅费也要1750美元，个人年费115美元。这种运作模式也自然而然带来了不平等的终端分配结果：资金充裕的欧美高校纷纷订阅，而多数非洲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学者则往往无法承担如此高昂的订阅费用，同时很多非洲史数据库也没有对有关非洲教育文化机构免费或大力度削减费用。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谬却又无比现实的窘境：对于那些从非洲本国本土收集到的关于非洲的数字化史料，非洲本土机构和学者反而更加难以便利查阅。正如21世纪初非洲史数字化的批评者所言，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使非洲各国史料变成经济市场中的一种商品，成为仅有富国和有钱人才能获得的资源，从而加剧不平等的态势。
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牢牢掌握着非洲史数字化建设的主导权、话语权和使用权。西方非洲史学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数字化必须要能够回馈非洲，让非洲和非洲裔学者参与建设并有途径利用，呼吁应当在免费开放和用户付费之间保持平衡。但是，由于双方在资金、机构力量、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各类数字化项目与成果仍掌握在英美等国的基金会和高校手中。即便是如“被奴役”网站这样的免费开源数据库，由于其前后两期高达230余万美元的建设经费全部来自北美，因此建设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西方研究机构和学者手中。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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