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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道德的标尺，向外还是向内？
(资料图片)
《最适合春天观看的电影》——经常见到这样的推文，法国导演埃里克·侯麦的《春天的故事》通常会被列居榜首。但显然，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季节打开它，特别是夏天的傍晚，包括且不仅仅是《夏天的故事》。侯麦被认为是一位讲述伦理道德故事的大师，几乎每部影片都涉及这一论题。但是，此“道德”真的是坊间理解的彼“伦理”（道德）吗？显然并非如此。
当然，“道德”本身是一个有模糊性的概念。比如，最喜欢把“道德”挂在口头评判别人的，往往是最口无遮拦的，而这种乱嚼舌头的行为本身也极为不道德。但是，即便是这种行为，也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人们喜欢用一把绝对的道德标尺去衡量他人，甚至苛刻到了不容许有一点儿瑕疵的程度。特别是对于别人做一件好事的动机，那要求一定是必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似乎不用做过多的解释，大家就会有类似的体会或经历。不少人拉起“道德大旗”这样说的时候，希望的都是别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如此也就通向了伪善。就像庄子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有这把标尺吗？作为一个古典语文学者，侯麦终生保持着对哲学的喜好（和他关系密切的弟弟也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他也提及自己的博士论文受到了康德的启发。康德当然是有这把绝对的道德标尺的，但这把标尺首先用来衡量自己。康德有名言：“世上令我震撼的东西有两样：我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令。”
道德律令的意义在于它彰显了人的自由意志，特别是不去作恶的意志——这一点被后来的思想者极为珍视。但不同于坊间理解的一点是，康德对“道德”进行了严密的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善应当是无条件的、自发的，不能为了“值得”而去行善；善是理性的，我们不可以为了自己的意图而把别人当作手段，有理性的人有自己的尊严（内在的价值），有尊严的人就是“目的自身”，永远不能是让其他人达成他们目的的纯粹手段。
【主人公】
自然人与知识人
当熟读康德、帕斯卡、卢梭的侯麦谈论道德的时候，他的道德标尺并非用来衡量别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主人公，尤其是那些有“渣男”（当然“渣男”也是一个道德评判）嫌疑的，通常有着一种自我反思的意味。这是理解侯麦的一个前提，而不是走向相反的方向。
侯麦经历过“二战”，战后的重建，以及1968年的运动。他一度被指认为“右”，但这似乎只能说明他不够“左”，或者说他的阅历和见解使他和法国文化圈大多数的“左”派的启蒙气息距离较远。更准确地说，侯麦是个古典主义者，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者，基督教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中心主义者。他的价值观正由此而来。
出身巴黎的“中产阶级”（可能与坊间理解的“中产阶级”不同）的侯麦，只拍自己熟悉的生活，这在法国导演里并不多见。毕竟，雨果的人道主义、左拉知识分子的自然主义在法兰西影响很深。侯麦拍的是他所熟悉的中产阶级“知识人”的生活。这里的知识人不是“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明白，“知识分子”的本意并非指受教育水平，更多是带有“社会的良心”意味的。体现在法国就是大多数的“左派”，而知识人显然不同于此概念。
侯麦电影的主人公常常是教师、艺术工作者，但他们都不是“知识分子”。与知识人相对的是“自然人”，这是侯麦电影中另一个体系的主人公。“自然人”的思想显然来自于卢梭，启蒙主义时代出现这样的想法还是相当大胆的——因为它有一种反启蒙的意味，即认为先验地存在一种没有被“文明”污染的自然状态（它不同于蒙昧主义的野蛮状态），人在自然状态中一切思想和行动如其本来，自然而然。而现代理性的教育显然破坏了这种自然天性，让人变得极不自然。这造成了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在侯麦的电影中不乏在现代语境中展开的此类讨论，比如《双姝奇缘》中的红衣女孩蕾内特，她似乎（仿佛童话故事一般）是一个“自然之子”，但导演让她进入城市生活，接受种种“文明”的拷打，看她还能不能保持“自然”。
这种自然和文明的对立，以及对教育的拷问，都让我们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毋庸讳言，托尔斯泰曾深受卢梭影响，甚至在晚年他都推崇卢梭的《爱弥儿》，认为是教育类的最佳著作。所谓文明的进步会造成道德的败坏，这个托尔斯泰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也和卢梭的《论科学和文艺》有关。托尔斯泰和卢梭，都对侯麦的道德文章有所启发。
【风格】
将哲思放进道德故事
早期的侯麦电影更多有一种卢梭《忏悔录》的气息。当然我们也能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见到各种忏悔的贵族形象，这也是托尔斯泰很难懂的地方（比如，有时候读者容易将此理解为“伪善”，这种理解当然是浅层次的阅读导致的）。侯麦和托尔斯泰一样，将自己的哲学思考放进道德故事中，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就出版了《道德故事集》。1956年，他拍摄的小成本电影、40分钟的《克莱采奏鸣曲》即改编自托尔斯泰著名的同名短篇小说。这部影片是侯麦第一次作为一个严肃的导演而被观众敬仰（之前虽然他也拍过不少短片，但更以影评家著称）。
《克莱采奏鸣曲》表面上看是一个嫉妒心很重的丈夫不断猜忌并最终杀死妻子的故事，但它实际上讲出了对婚姻的一种观点，即现代的婚姻模式是“不自然”的，是违背人的本性的。现代性伦理破坏了道德的根基，上流社会鼓吹妇女解放，但同时又将女性当作玩物。爱情应当是精神之爱，但婚姻却可能只是陌路相逢的两个利己主义者之间的互相索取。侯麦在电影版中自己扮演了那个猜忌的丈夫，还给了他一个建筑师的身份。托尔斯泰19世纪的俄国贵族社会被置换为了20世纪中叶的巴黎中产阶层。有趣的是，侯麦在影片中还融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的部分情节，竟也没有违和感。侯麦有过将《温顺的女性》改编为电影的想法，毕竟陀氏是法国知识人的文学品位标志，但后来布列松先将它银幕化了。
在拍《克莱采奏鸣曲》时，侯麦还是单身，似乎这部作品对婚姻的反思折射出他的某种恐婚焦虑，但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还是能看到他对自己的欲望的幽深反思，仿佛是某种推演，这也是为什么他改变了托尔斯泰的结尾：这个案件只发生在主人公的臆想中。而侯麦本人在生活中却仿佛一个清教徒，与他电影中的道德问题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我们在侯麦电影中总会看到，主人公总是展现出他（她）的言行不一。言行不一，通常有多种阐释路径，但这里的用意并非在于以“小心思”“机巧”吸引观众。言行不一，正是卢梭对于现代性思考的重要内容。因为他发现，“文明”的进程也正是一个人的内心表达由“透明”变为蒙上“面纱”的过程。而卢梭的路径就是揭开这层面纱的一个过程。受卢梭启迪，法国文学艺术中类似的思想路径不少见，侯麦即其一。几乎他所有的人物都会自我分析，其实这些分析都是一种“去遮蔽”的过程，这也是打开侯麦最方便的路径。
【理念】
“自然是好的”
“道德故事”中有些是几十年后才搬上银幕的。《女收藏家》（1966）的故事在1949年就已经写好了。最初这个故事是有些政治意味的，我们可以看到侯麦愤怒地反对一件事情，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要求一切平等。这个故事的叙事者喜欢阅读卢梭，带着《一个漫步者的沉思》。侯麦讨伐的是卢梭的相反方向，即认为对人类不平等起源的绝对追求反而消灭了所有的制度。主人公是一个战后的资本投机者，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式的人物。但到了拍电影的时候，这层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
《女收藏家》是侯麦票房最高的影片之一。这个片名的意思是“收藏男人的女人”，影片定级为18+，海报也显得相当暧昧，带有性暗示，让人以这是一个为道德松绑的故事，从而吸引了大量观众。但带着某种心态来的观众看过后就会发现自己受到了侯麦的戏弄。故事发生在夏天乡间一处别墅内，影片中的两位男性主角，丹尼尔自负为才华超群的艺术家，阿德里安混迹亚洲（主要是中国）艺术品收藏界，自认为理性睿智，油腻而不自知，自觉无论在阶层、智商和道德方面都优越于寄居在此的一个声名有点狼藉的女孩——这个女孩总是换男友，因此被他们称作“女收藏家”（这显然就是男性常见的一种道德评判）——他们自信能够在情感和身体上操控这个姑娘。但是事与愿违，他们失败了。
丹尼尔情绪失控；阿德里安自认为很有见识，崇尚自然、克制、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认为自己欲擒故纵地让对方爱上了自己，结果却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个年轻女孩所牵引，自己成了对方的一个廉价收藏品，随时可弃。在这个人物身上展现了侯麦的卢梭式“道德”的哲学探讨。阿德里安的第一意图并不是要跟这个女孩发生关系，而是要证明自己能够“道德”地行动，因为他有准备结婚的女友，自己是“道德”的，而这个女孩被他命名为“不道德”。他既想证明自己的吸引力，又不想“出轨”，因为出轨是不道德的。于是，他使用各种小心思证明是这个女孩要主动勾引自己，这样他就避免了“不道德”。但这套把戏显然可笑，因为恰恰是这个女孩展现出了卢梭意味的“自然”——她对爱情没有任何预设，自然而然地对待身边出现的每一位异性；她不会因为一个昂贵的宋朝花瓶而扭曲自己的自然心境，反而是这两位男性“知识人”展现出扭曲的、不自然的、伪善的“道德”。当然，这里也包括了侯麦本人的自我审视。当卢梭说“自然是好的”的时候，其实隐含着另一个判断，那就是“理性是不好的”——这些知识人的不自然，正因为他们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
【解题】
对“自然”欲望的了解、允许和讨论
《女收藏家》上映次日，侯麦就接到一个制片方打来的电话，希望他接手的故事就是后来的《克莱尔的膝盖》（1971）的雏形。但是后来成片的《克莱尔的膝盖》有更为重要的一个灵感来源，即卢梭《忏悔录》中的一段文字：卢梭某次在某地庄园邂逅两位年轻的姑娘，和这两位天真的女孩子一起摘樱桃时，他爬到树上，试图把樱桃扔到姑娘的乳沟里。最后，他达成的结果是亲吻了一位姑娘的手，心里想着另一个姑娘。卢梭写道：“亲爱的读者，您别误会，哪怕您一开始就吻到了美人的手，但我吻到这只手时的甜蜜爱情，或许比您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让我更幸福。”这恰恰是一般人最容易忽视的地方。摘樱桃的桥段被植入《克莱尔的膝盖》中，侯麦特意遵循了“自然”，选择在樱桃完全成熟这一天拍这场戏。
主人公，一个即将步入婚姻的成功外交官，在这一刻被摘樱桃的少女的膝盖吸引，被激发出恋物癖倾向。这裸露的、晒得黝黑的膝盖似乎成了主人公结婚前的一次道德考验，又好像是希区柯克电影的“麦高芬”，因为整部影片的核心就是主人公如何能够看起来顺理成章地摸到这个姑娘的膝盖。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男性对一个小伙子的嫉妒（因为克莱尔显然很爱自己的男友）。但是这并非一个洛丽塔式的故事，这种嫉妒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它的游戏特征，主人公并不是为了抢走美人儿，就像卢梭摘樱桃那个例子一样。
这种对欲望本身的喜好超过了欲望对象，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被解读为升华的作用。在卢梭的语境下，这种升华显然比某种冠冕堂皇的说教更为“道德”。而在侯麦这样的电影作者这里，这种升华、这种游戏显然意味着与人性中不可转让、不可让渡的自由意志有关，了知、允许，继而能够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才是真正打开侯麦电影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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