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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海
清末新政是对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1901—1911）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其力度远远超出前两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是晚清历史上一场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运动，也是中国由古代封建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和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清末新政改革虽然没有成功实现这一重要转型和过渡，并以清朝的灭亡而告终，但其成果却多被继承，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生成的重要一环，对清末民初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在新政史研究成绩斐然的情形下，潘崇这部系统考察蒙旗官员锡良在清末新政改革中的作为及其困境和命运的学术著作，丰富了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关系的研究，具有以下特殊意义和学术价值。
首先，锡良在清末的为官遭遇及命运反映了一位游离在清朝政治派系和权力集团之外的勤政为民的“循吏”官员的从政处境和生存状态。朋党和派系政治是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一个挥之不去的痼疾和阴影。在清末政治派系和权力集团中，锡良除了其蒙古镶蓝旗贵族身份，似不归属任何政治派系或集团。一方面因不属任何派系或集团，缺乏奥援，导致其早年仕途并不顺畅，直到1903年9月履任四川总督才结束一段“颠沛流离”的官宦之旅，开始主政一方。此后，施政上还是常常因不得奥援而举措艰难，以致让这位生性耿直的蒙古镶蓝旗官员不时心生退意。另一方面，锡良也因其为“循吏”，在光绪二十年之后而得保举、擢升，并成为朝廷权力斗争的“调解器”而受到重用，同时调任频繁。其为官经历和处境，与咸同年间亦不隶属任何权力派系或政治集团的历任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四川总督等职的汉族官员吴棠颇有类似之处，反映了“循吏”官员无论其汉族身份还是旗人贵族身份，在君主专制制度官僚政治下的生存实态和共性。
其二，锡良的为官经历为我们重新认识清末满蒙旗人官员群体及施政作为提供了一个典型对象。清末的满蒙旗人官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保守、反动群体。新政伊始，锡良就因其对外人的态度，被视为排外的保守派官员而被排除在新政运动之外，不得参与其中。但锡良在清末督抚任上在革除弊端、兴学育才、发展实业、整顿旗务、禁毒，以及编练新军、强化边防、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实行的各项举措及其成效，以及在宪政上的主张，体现出的却是“有能力、有操守、有头脑”，负责、廉洁，开明、勤政，锐意改革的形象。这就提醒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切勿脸谱化和简单化，有必要重新看待和评价清末满蒙官僚群体。并且，锡良的施政作为亦表明这位蒙古镶蓝旗官员已远远超越和摆脱了美国“新清史”学派所说的“满族认同”，已具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体现了在反抗外来列强侵略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在满蒙旗人官员中生根、滋长。
其三，深化了清末新政史的研究。经过40余年学界的不断探索，清末新政的研究虽然已取得辉煌成果，学界对这场改革运动的内容和历史意义亦多有认识，但鉴于中国地域辽阔，存在比较多的地方差异，有关这场改革在各地的实际实行情况和差异，我们的研究尚不充分。而清末锡良主政的四川、云贵和东三省三地，都在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就与其他省份有很大不同。因此，这部著作对锡良与清末新政关系所做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清末新政在其任职省份的落实情况及所遭遇的一些共性问题，也有助于我们清楚清末边疆地区新政遇到的其他省份不存在或不突出的个性问题，诸如川边的改土归流和治理、开发问题，云贵土司的改土归流和禁毒问题，东三省的筹办八旗生计和旗务改革问题，抵御列强对东三省的觊觎问题等。这些问题事关边疆地区与内地的一体化和民族融合，事关边疆地区的宗教和经济发展，事关边疆地区的边防和边政，事关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这部著作在这些方面所做的拓展性研究，无疑增强了我们对清末新政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及其历史意义的认识。
学术研究终究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虽然在史料挖掘和利用上的突破，如充分利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馆藏的“锡良档案”资料，使得这部著作在锡良研究中尚能走在学界前列，但这部学术著作依然尚有待完善之处。令人欣慰的是，潘崇也说及锡良人际关系、政坛遭际、对外交涉、历史定位等方面内容尚有较大探讨空间，计划在后续的“锡良年谱（1853—1918）”研究工作中进一步加以深化，在史论的阐释和史料的再利用和再解读等方面继续有所突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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