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上次去影院是什么时候?”
对很多人来讲,这个问题,他们甚至要打开手机,查查自己的购票记录。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因长时间没有新片而显得死气沉沉,《坠落》的出现可能是个机会。
如果说大片是大鱼大肉,那《坠落》最多算根辣条。但李云龙说得好:“能拔脓的就是好膏药!”豆包是干粮,零食也能对付个半饱。其实不少影迷可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了,但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去影院再看一遍。因为,这是一部专属于大银幕的电影。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坠落》的故事非常简单,甚至“寒碜”:两个女主角很“作”,爬上一座200层楼高的电视塔,下不来了——就这么简单。它拥有低成本惊悚片的一切弱点:故事薄弱、人物单薄、服化道能省则省,一个“穷”字几乎刻在每一帧画面里。但它唯一的优点就是:好看!
《坠落》的好看,有一个“一招鲜吃遍天”的大招,就是“感同身受”。当两位主角被困塔顶时,电影就一直在反复击打观众“恐高”这个点。尤其是对笔者这种在商场使用全玻璃观景电梯都腿发软的怂人而言,看这部电影完全就是在找虐。
观影时,我一直拿纸巾擦汗,然后发现脚心也在出汗,用了半包纸巾之后,双手紧握一条毛巾才看完后半程。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扛不住辣的人跑去吃重庆火锅,吃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怎么看怎么像分手现场,第二天还因为吃太辣而拉肚子——遭老罪了,但那种受虐的爽感却是无法代替的。
而这也是笔者反复强调“这是一部为大银幕而生的电影”的原因。只有在影院,只有大银幕,才会带给你这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以及裹挟其中的沉浸感。当你在家,用显示器甚至是手机来看,就会失去几乎全部的滋味。
这其实就牵扯出了另外一个话题,电影与影院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笔者是坚定的影院派,如戴锦华老师所说:“电影本质上是一种影院的艺术,具有仪式感、社会文化活动性质。黑暗的影院中,我们既是孤独的,又是群体的。”但现实就是现实,甚至就连马丁·斯科塞斯这样的前辈,把《爱尔兰人》卖给网飞的时候也会哀叹:“求求你们不要用手机来看这部电影,最低限度也找个大点的iPad……”
马丁老爷子的这种悲哀,投射到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因为疫情等各种因素,受众正在远离影院,甚至有人背着“中国电影,全部玩完”的背包招摇过市。笔者认为,这些人根本不爱电影,也根本不懂电影。“电影已死”这四个字隔三岔五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一次,以笔者浅薄的见识,这种论调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说,最早说“电影已死”的人,坟头上的草都老高了,但电影依然活着。
无论是上个世纪电视的出现、世纪之交网络的出现还是十多年前智能手机的出现、近几年短视频的出现,或者说疫情这种不可抗力的出现……都曾经对电影产生了剧烈的冲击,而近百年来,电影就像打不死的“小强”,永远能王者归来。
我相信很多人对笔者这番话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听了太多“电影已死”这种论调。“末世论”和“××已死”这样的论调永远有市场,是因为有些受众就爱听这些,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求就有供。
于是,如穆勒所说:“据我的观察,众人怀有希望时他却心怀绝望,会给一大群人赞美成贤者。众人绝望时他却心怀希望,反倒享受不了这个待遇。”爱传播“电影已死”的大贤者和他的受众拥抱在一起,达到了“举世皆浊我(们)独清,众人皆醉我(们)独醒”的精神高潮。
在这一点上,笔者顺手推荐一本跟电影没有任何关系的书:《理性乐观派》。这本书列举了历史上所有的“末世论”,然后用事实一一打脸。世界自有出路,电影自有出路。这种向上和向前的力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凡是跟规律和科学对着干的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无一例外。所以,对于电影,笔者也只有一句话:只要有好电影,观众就会回来。
而在这过程中,一定“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鲁迅先生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换成“电影”二字,这句话同样讲得通。
笔者倒也不是拉大旗作虎皮,拿鲁迅先生来给《坠落》这部小破片背书,笔者只是在这部电影的幕前幕后,看到了一股向上的力量:拍摄之初,他们曾经考虑过绿幕然后抠图,后来他们决定怎么真实怎么来,于是他们在一座悬崖的顶部,搭了一座30米高的塔,然后两位演员吊上威亚,亲身出演每一个动作。虽然布景仅仅30米,但加上悬崖,也是百分百不打折的600多米!而两位女主角之一,就如笔者一样是恐高的!但他们硬是凭借一股热情,以300万美元的预算,完成了这部电影。而本来这部电影是要作为网大上流媒体的,但制片公司看完样片之后马上拍板上院线——这样的过程,足以给我们一点启发。
这也是笔者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推荐这部电影的原因:去影院看看这部影片吧!在手脚发软之余,可能会看到一种叫做出路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