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为中国未来而读——2022阅读行动研讨会暨《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商务印书馆举办，这场关于阅读、关于语文教育、关于现代文学的座谈会，引发十万人在线观看。温儒敏耕耘在现代文学领域四十载，将大学课堂上的讲稿进行大众化、时代化的阐释，让“新传统”沉淀并转化到当代“文学生活”中。近日，温儒敏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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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大学课堂讲稿成书
《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是温儒敏教授近四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课讲稿的整理、节选和重写，讲析了26位作家40多部（篇）代表作，细读文学作品，分析文学现象，示范多种解读作品的方法。
记者：很好奇这些讲稿是如何保留、整理的？
温儒敏：我1981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八十年代末才给中文系本科生讲现代文学基础课。那时候要听老教师怎么上课，再自己写讲稿，我讲《雷雨》就写了两万字。严家炎教授说，这么多怎么可能讲完，应该集中点。我记住了，上课要讲基本的东西，学生自己能看懂的点一下，有争议的、难点，或者学生有兴趣的就多讲点。我在北大讲过七八门课，有研究生课，有专题选修课，但我最看重本科的基础课，一直讲到2011年退休。
我口才不太好，每次讲课都要有讲稿或提纲，每讲一轮都会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或者时代的变化做些调整，会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以及学术界某些成果融汇进去。前些年，有人劝我把讲稿出版，于是我就把历年的讲稿进行整理、节录、重写，花了大半年时间。
记者：出版这部书到底有什么初衷？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是中文系本科低年级的基础课。我上这门课格外注意“调胃口”，有意识把学生中学阶段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让学生对读书有兴趣，爱思考，同时对现代文学历史的发展有轮廓性的了解，逐步学会分析文学现象，提升对作品的感悟、体验、评论能力。
而我在把讲稿整理成一本新书时，“拟想读者”不止是大学生，还多了中学生、语文老师和社会读者。我写作时尽量站在读者的立场来重新梳理、阐释现代文学作家作品，邀约读者一起来巡视百年中国的文学画廊，尝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进入文学鉴赏和评论。
以全新视角走进那些名家名篇
尽管是积累四十年的大学课堂讲稿，但温儒敏告诉记者，几乎每一章都有重写的部分。
记者：重写的都是哪些内容，能举些例子吗？
温儒敏：比如第八章讲冰心体有“不可重复之美”。为何“不可重复”，时代不一样。冰心的作品典雅而纯真，在“五四”时期赢得众多少男少女读者。那种纯真之美，本来很适合青春期的读者。“五四”那样开放的、青春的年代，冰心的出现是必然的。所谓“不可重复之美”，其实文学史上很多经典作品都有，应该引导学生透过时代的隔膜去体会和理解。
还有第七章讲《女神》中的“五四摇滚”，重点帮助读者去读郭沫若的诗怎么那么“疯”，那么“不讲章法”。郭沫若在普通读者中似乎“名声”不是很好，但文学史评价很高。我为此专门讲了“两极阅读现象”，让读者站在历史的和美学的角度去解读。郭沫若的《女神》那种狂飚突进风格，那种“疯”是古典诗词中所没有的，我比喻“五四摇滚”，现在的读者就会理解接受了。
记者：您是否也想通过对这些名家名篇的解读，帮助语文老师和中学生重视语文的现代文？
温儒敏：有这个心愿。现在中学语文中的古诗文和现代文大体各占一半。由于文言文与古诗词比较难，又有“讲头”，老师可能用更多课时来讲（约占60％以上），而现代文一般能读懂，就少讲，甚至“放羊”了。其实语文主要学习语言的运用，而且是“语体文”书面语的阅读写作，学古文也是为了加深对母语及民族文化的认同，为了增进“语体文”的读写能力。我写这本《讲名篇》，也有意提醒语文老师重视现代文教学，对现代文特别是现代文学作品的解读能更开放，更丰富，让学生更喜欢。我最近要写一篇文章叫《语文核心素养的“以一带三”》，“一”是“语言文字运用”，“三”就是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文化自信。语文课要有语文特点，即语言文字学习中的薰陶、感悟，通过“语用”把素养其他几方面“带起来”。
没有指望文学成为社会的中心
温儒敏讲了四十年中国现代文学，但他从来不认为文学会成为社会中心，对于文学阅读的现状他也有清晰把握。
记者：您给一代代大学生都上过课，您感觉他们的阅读有什么变化？
温儒敏：我这些年讲课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学生要读作品，不读作品很难听我的课。但现在的学生读作品的量太少了。很多同学抱怨没有时间，其实是心绪浮躁，静不下来读书。语文老师也读书少了。我出这本《讲名篇》，多少也想鼓励读书，我知道这很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记者：文学界不断在热议文学处于边缘化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温儒敏：文学永远都是边缘化的，不可能变成社会的中心，只有在某些特定时期，才会被重视。现在大家相对而言读书少了。但与此同时，又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听书，比如听小说、故事、历史什么的，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要看电视剧，这其中也有文学。很多家长辅导孩子，也在补课读些作品，背古诗典，还有很多人退休后学写旧体诗，这不也是文学生活？
十多年前我就提出了“文学生活”这个概念，呼吁文学研究重视普通民众的“文学生活”。今天很高兴能看到已经发生了这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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