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本科主修数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教物理学，回国后致力于语言学、音韵学研究，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师级学者赵元任。
(资料图)
在赵元任家人的眼中，语言学大师的身份之外，他还是天才的作曲家、卓越的翻译家、科学普及工作的先行者，尤其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一位业余的摄影师。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用一张张珍贵的照片，生动记录了赵元任与摄影的故事。
1910年，赵元任刚上大学不久，就用奖学金跟同学合伙买了一架照相机，很快就迷上了摄影。他喜欢用照片记录下所见所闻和亲朋好友，一生中拍下照片无数，直到去世前不久，由于手抖无法摄影才罢休。
“斜杠青年”赵元任还是中国最早的“自拍控”。他外出总是带着三脚架和相机，便于随时自拍。因此，赵元任一生在北京的时间不算长，却留下了诸多精彩的影像。
1920年9月的一天，赵元任到城里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没赶上火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只好雇了一头毛驴。好久没有骑过驴的他三分钟就摔了下来。到了西直门，赵元任自拍了骑毛驴的样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是因为用三脚架自拍照相看了稀奇呢？还是看着一位穿西装的人骑驴稀奇呢？很多好奇的人围着看。”
1910年，赵元任参加清华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的前身）第二批赴美公费留学考试，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同一年考中的还有胡适，不过胡适仅排在第55名。留学10年后，1920年8月，28岁的赵元任短暂归国一年，9月抵达母校清华大学教授心理学、物理学。那时，他尚未因语言学声名鹊起，更广为人知的是，他为访华的哲学大师罗素作了翻译。
次年，赵元任与杨步伟喜结良缘，他们没有到照相馆拍结婚照，而是到中央公园自拍合影。两人的“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一时传为佳话。
到了1925年，赵元任第二次回国，正值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年仅33岁的赵元任，成为“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自此，他在美丽的清华园工作生活了4年。赵元任住在南院一号，由于家里人口多，书籍、器具也很多，他太太杨步伟又热情好客，经常有朋友来家里聚会，一处房子不够用。幸亏，第二年陈寅恪搬到他家隔壁。陈当时尚是单身，没有那么多家当，便把一半房子匀给赵家作为书房，才解决了赵家的住房困难。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赵元任在国学研究院第一年开设“方言学”“普通语言学”“音韵学”等课程。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三位先生比较起来，赵元任虽然年轻，但对待学术一样严格。北大的王力教授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是梁启超、赵元任共同指导的。据他回忆，“梁启超先生在封面上写了一个总批：‘精细妙悟，为斯学辟一新路径。’”赵元任正好相反，“不曾给予一句褒语。他用铅笔小字做眉批，专找我的毛病，其中最严厉的一句批评的话，就是：‘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后来成为我的座右铭。”
除了学业上受益良多，学生们对赵元任的“好玩儿”也印象深刻。为了增进师生感情，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六都会组织一个同乐会，师生全要参加。同乐会上有人讲故事、有人说笑话、有人背书、有人唱戏。有一次，活泼的赵元任命人把每人的茶杯收在一起，敲打调音后，竟然用茶杯敲出一首乐曲。还有一次，他给大家表演“全国旅行”，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兰州、成都、重庆、昆明、广州，再回到上海，每一处的方言都学得惟妙惟肖，令人捧腹大笑。
擅长多种语言的赵元任，在北京期间还积极参加国语统一运动。1927年，他将英国作家米尔恩的《坎伯利的三角恋爱》进行改编，用白话口语翻译，改成了剧本《最后五分钟》，并亲自导演。该剧后来在清华大学礼堂公开演出，并在赵元任的镜头中留下了珍贵的演出画面。
赵元任先生曾说，自己研究语言学和许多事物，都是为了“好玩儿”。真幸运，他的“好玩儿”之作让我们得以触摸历史的鲜活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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