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作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学术思想传承人之一的朱祖希，跟北京城打了六十多年的交道，也一直都在研究北京。他把侯先生对北京城“知之愈深，爱之弥坚”的话烙印在心。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为热点的这几年，朱祖希似乎越发忙了起来，成为北京文史圈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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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一天，在西二环一座老式居民楼里，朱祖希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八十多岁的他谦和儒雅，说到北京城的山山水水以及北京老城、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等等，记忆力惊人，极富激情。他告诉记者，即使是现在，自己仍习惯在古城历史遗迹中不断行走、寻访。
中轴线与“中山装”、“交响乐”
朱祖希第一次听到有关北京中轴线的故事，是1955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迎新会”上，听系主任侯仁之先生讲的，大意是：一位县太爷因永乐皇帝召见，诚惶诚恐地走在“北京中轴线”上，最终因扛不住“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皇权至上的巨大精神压力而瘫倒在奉天门（清改太和门）下……这个故事，让“北京中轴线”深深地印在他脑海里，也埋下了他探索北京城的夙愿。
近些年，随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日渐展开，人们对北京中轴线的求知也更为迫切。凭借几十年对古都北京的研究，大大小小的报告、讲座，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做了多少了。2014年中央电视台拍摄5集纪录片《北京中轴线》，他还应邀担任了该片的学术顾问。在对中轴线的研究中，有一点他可以肯定：北京中轴线可谓是“旷千古之希逢，超万代之奇观”，具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
在朱祖希看来，北京是中国历代都城的结晶，作为一个城市，历史积淀最深厚，无论从城市规划、建筑，还是形制、色彩的应用，几乎集中了中国历代最高成就。
他认为，北京中轴线是城之轴，也是地之轴、国之轴。它汇聚了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建设的精华，也蕴含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想。
朱祖希形容北京城就好像一个人穿着中山装：脑袋是太和殿，领子是紫禁城，中间的纽扣第一颗是午门，下来依次是端门、天安门、正阳门、永定门。上面两边口袋是太庙、社稷坛，下面两边口袋是天坛、先农坛。“中轴突出，两翼对称”，这就是北京城在城市规划建设上的最大特色。
朱祖希动情地说，“中轴线就好像是一部凝结着的交响乐：序曲、高潮、尾声紧缓徐疾、和谐美妙，有史诗般的壮阔和数学般的严密，再加上色彩和空间的处理运用，实在是一组鸿篇巨制的艺术珍品。”
宗祠到北大，一根扁担十块钱
一直以来，朱祖希对老师都特别尊重：“在人生的道路上，老师的某一句话，可能会影响你的一生。”
1938年10月，朱祖希出生在浙江浦江，一个仅有一平方公里的小县城。曾祖是举人、祖父是秀才。后来家道中落，三岁时父亲去世，家里没有房子，只有一亩薄田，靠母亲摆一个小摊、给人家洗衣服挣点零花钱，生活很是艰难。但是，父亲临终前留下一句话：就是要饭，也要让孩子去读书。
朱祖希在朱氏宗族祠堂办的朴里小学读了初小四年，因为在这里，凡是朱姓人家的孩子念书不要钱。后来，高小倒是念完了，但因为欠着学费，学校不发毕业证。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一直记着父亲的遗嘱，仍然想办法送朱祖希进了“县中”，上了两年半，提前毕业，成为浙江省义乌中学的第一届高中生。
上学时的朱祖希喜欢远足，也非常向往北京。报考大学时，看到北京大学有一个“经济地理”专业，他心想“跟旅游比较接近的专业就是地理吧”，于是便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
1955年的夏天，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小院门口时，邻居们都替他高兴。可是妈妈舍不得，因为家里就剩他一个老儿子了：大哥解放前被抓了壮丁不知下落，二哥三哥也在解放前就跟着开纱厂的老乡去了香港。朱祖希还记得：“我母亲是小脚，老家冬天很冷，晚上睡觉时妈妈就把小脚插进我的胳肢窝里捂脚。见了谁她都会说，他不能走啊，我要留他捂脚的。住在城里的姑妈听说之后，拄着手杖专门跑到家里来跟她讲，‘北京大学那可是京师大学堂呀，不是谁都能考得上的。你可得让他去……’母亲这才被说动了。”
17岁的朱祖希用一根扁担挑着母亲准备的铺盖卷，怀揣着一抔家乡的泥土，踏上了求学之路。他先到杭州的“全国统一招生委员会”申请了路费十块钱，然后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路上困了，就把随身带的凉席铺在车座底下躺着歇会儿。从前门火车站一出来，他一下就被镇住了：“喔，那么大的城墙，那么高的城楼！”到了北大，他又立刻被古色古香的北大校门所吸引。
报到时，工作人员一时不知道经济地理这个专业是哪个系的，正好接待地质地理系新同学的师兄崔海亭在那里：“这是我们地质地理系的。”还介绍说：“经济地理专业是北京大学根据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增设的新专业，他们是第一届。今年这个专业共录取了30个人。有很多都是调干生，朱祖希是其中最小的。最大的一位原来是福州市新华书店的经理，比他大一轮。”朱祖希回忆，当时大家待他都像对小弟弟，叫他“小鬼”，“我虽然是第一次远离家乡，但并不感到孤单，而且很亲切。”
没有教材，却在课堂里爱上京城
开学后第一天的迎新大会，让朱祖希记忆犹新：在地学楼的101教室，一个很大的阶梯教室，系主任侯仁之给新生致欢迎词，并向大家介绍地质地理系的基本情况。之后，侯先生便做了“北京城的起源和它的变迁”的报告，他从北京怎么起源、怎么发展讲起……讲得绘声绘色，特别生动。朱祖希听得如痴如醉。
就在开学后的头一个星期天，侯先生又带着他们到北京西郊作野外考察。他们从北大西门穿过蔚秀园到挂甲屯，再往北沿着圆明园的西墙外，经青龙桥、景泰陵、厢红旗、卧佛寺，最后到樱桃沟。
侯先生一路走一路讲，挥洒自如、深入浅出的讲解深深打动了朱祖希，“侯先生讲得太好了，北京城的历史积淀太深厚了，有这么多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典故，我也要像侯先生一样研究北京。”
老师告诉他们，经济地理专业就是要培养中国经济发展和合理布局的高级研究人员以及高等学校的师资。所以当时大家学习都很努力。朱祖希记得特别清楚，经济地理专业有32门课，三年级之前的基础科目就牵涉到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课也有不少，比如中国经济地理学、外国经济地理学、中国自然地理学、农业布局、工业布局等等。“侯仁之先生讲历史地理。他的课讲得特别有激情，而且内容丰富，极受学生欢迎。侯先生讲课只有讲稿，没有教材，我们就是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再就是下了课一定要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找资料。我们班有一个叫王发程的同学，他不仅字写得好，笔记也记得很全，我们都找他对笔记。对完笔记还要自己通过参考书补充完整。”
没想到，不久后一场意外突然而至。
从南方来的朱祖希特别喜欢滑冰，不料竟在未名湖的一次滑冰中摔伤，右腿胫腓双骨折。送到人民医院当天晚上，就做了手术，钉了两颗钉子，整个腿都打了石膏。
伤筋动骨一百天。朱祖希不得不休学。考虑到本专业未来所从事的工作，腿不好怎么跑野外？系里拟让他转文科系，问他愿意去中文系还是历史系，或者是西语系、东语系。朱祖希不甘心，去找主治大夫问：“我以后能出野外走路吗？”大夫说，“没问题，这个手术做完了，养好了，可能比你原来的腿还要结实，还能跳高呢。”朱祖希听了特高兴，“这两位大夫的名字我现在都记着，一位叫赵仲岳，一位叫唐家宝。幸亏有他们给我吃了定心丸。”就这样，恢复之后，朱祖希得以继续完成自己热爱的专业。
跑遍古城街巷，一生承袭师长教诲
1961年朱祖希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开始在序图组工作，后来为了给北京总体城市规划提供基础资料，又参加了专门成立的考察队，不仅跑遍了远近郊区，也踏遍了北京古城的街巷、胡同。他曾戏言，“不是吹的，北京城里那些胡同的厕所在哪儿，我都可以告诉你……”
在“文革”十年动乱之初，朱祖希曾上北大串联。当他看见侯先生被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在北大的饭厅前拔草，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带着崇敬，他一直默默收集侯先生的所有的学术论文和资料，“侯先生主要是研究北京，这些不能丢了”。
1975年，朱祖希被调到规划局总体规划处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他跟侯先生的接触越来越多。上世纪70年代末，上海人民出版社要给侯仁之先生出一本论文集，侯先生当时要到西北沙漠去考察，就把文稿交给自己的一位学弟金涛去整理。但书里的附图73幅没有合适的人画。朱祖希知道以后，就主动承担说，“我来画吧！”侯先生很高兴。这本叫《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的书出版以后，侯仁之先生给朱祖希寄了两本书，还有稿费。“我现在留了一本，还有一本已捐赠给了红楼藏书阁。”朱祖希说，这件事也使他后来跟侯先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
有一次，侯仁之先生在人民医院住院，朱祖希前去看望。当时台湾大学图书馆的一位馆长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陪同下，也去看望侯先生。在交谈中，她说，“侯先生，你的学术成果那么多，影响也大，可就是没有学生。”对此，侯先生很不以为然，看着坐在旁边的朱祖希说，“这不就是我的学生吗，我怎么没学生啊？”
能得到侯先生的认可，朱祖希内心当然十分高兴，但他始终保持审慎和冷静，“我自己从来没敢说过‘我是侯先生的学生’。因为，第一我不是他的研究生，也不是他的博士生，我只是一个本科生。第二，我怕我自己的学识不行，影响侯先生的名声。侯先生名气那么大，我不想拿侯先生来标榜自己。”
后来，侯先生不仅让朱祖希代表自己去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保护金代鱼藻池遗址发声时，朱祖希还代表侯先生给北京市领导写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欲在中国出版一本《中国的世界遗产》，其间人物介绍“侯仁之”，就是由朱祖希执笔的。
如今，对于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贡献，朱祖希写的文章比谁都多。诸如，《侯仁之与北京城》《历史地理巨擘——侯仁之》《我的老师侯仁之》等等。尽管如此，他依然自谦地表示，“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学习侯先生所有的著作，以期承袭他所研究的北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唯恐由于自己的学术浅薄，而有损于一向崇敬的师长。”
北京城的价值，需要被不断地言说
直到现在，朱祖希仍然保持着读书记卡片的习惯：“老师强调的，哪个资料有用，一定要把它抄下来。学术观点是由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慢慢形成的。”
朱祖希自己的著作从来不请人写序，别人请他写序，他也一概婉言谢之。他坦言这也是受侯先生的影响，“侯先生年轻时曾请他的老师给写序，他的老师说，序是要自己写！让别人来写，就是请别人来给你来抬轿子……”
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获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奖的专著《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2018年由北京正阳书局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还有2021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放眼永定河——北京的母亲河》，朱祖希不断地透过研究和记录引发着广泛影响……
侯仁之先生从研究北京的水系入手来研究北京的城市发展，沿着这个学术观点，在1996年朱祖希明确提出：“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现在大家都在用这个概念，都在讲“北京的母亲河是永定河”。朱祖希认为北京城之所以在这儿成长，就是靠着永定河河水及其冲积平原的供养。
在学术上，朱祖希从来都是很严谨、一丝不苟的，遇到问题也会直言不讳、提出改进意见。有一次，某媒体在报道“拟在董家林村建燕都遗址博物馆”的消息时，有这么一句话：“这里是北京城之源”，朱祖希便敏锐地意识到，“蓟城才是北京城的起源地，就是在学界，抑或是北京老百姓也一直这样认为。”于是他写信给北京市有关领导和单位，取得了令他较为满意的结果：至少现在不再提“这里是北京城之源”这句话了。
研究北京的工作是无止境的，学问是做不完的。在朱祖希看来，他只是做了其中一点点。“古都北京的文化价值讲得越多，北京这座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才能被更好地保护。我觉得通过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推进老城的整体保护，也是我们正在做和不断要做的一件大事。”他语重心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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