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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是现代著名作家,他一生都在用心用情地书写农民,以真挚朴实的手笔,写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他一生与农村结缘,与农民结缘,这使他的农村题材写作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于常年扎根在乡间大地,与广大农民群众结对子、交朋友,使他在创作上很早就树立了“人民观”。如他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作品中的语言,就大多取自于农村说唱中的桥段。那些幽默风趣、朗朗上口的快板词和歇后语,句句说进了农民群众的心里,没有对民间文艺的深厚了解,是写不出这些鲜活的群众语言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赵树理在文学上的突出贡献,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当时作品发行量和稿酬最多的作家之一。对于这些“巨款”,赵树理表现得很平静。他除了留下一些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其余全部用于捐助农村建设和缴纳党费,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生活当中,他衣着朴素,尽管已成为名作家,但他依然保持着俭朴的良好作风,时常不忘自己是人民的一员。平常,农民朋友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普罗大众用什么,他就用什么,生活上从不挑肥拣瘦。有一次,赵树理因工作需要,想买一块手表,到商店一问价格,觉得有些贵,最后,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旧货摊淘到一块旧表,当即喜滋滋地买了下来。只是那表要经常调时间、紧发条,对此,赵树理已很知足。他说,能用就行,有些农民兄弟没有表,不一样过得开开心心,知足才能常乐。
赵树理不仅把他的“人民观”贯穿于整个文学创作中,而且还身体力行,把这一崇高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展现出博大的襟怀。当年,长篇小说《三里湾》创作完成后,他婉言谢绝了好几家大出版社,坚持把稿子送到一家规模较小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有些人不解,大出版社不仅影响大,而且开的稿费也高,希望他能改弦更张,但赵树理却偏偏不为所动。他语重心长地说:“据我了解,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至于稿酬高低,那无所谓,我倒是希望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定价也就相应便宜了,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
文学大师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才子赵树理》的文章,提到赵树理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一个人能演一台戏。还写到赵树理的创作理想是,自己写的作品可以摆在农村的集市上,农民可以用鸡蛋来买。这一切都表明,赵树理不愧是一位深扎在乡村土壤里的作家,是饱蘸地气的人民艺术家。
赵树理就是这样,时刻以宽广的人民情怀,保持着与普罗大众息息相通的血肉联系,并以他谦逊的品格、饱含深情的笔墨,倾心为普通百姓发声代言,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已然耸立起了一块熠熠生辉的精神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