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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秋,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就在同一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开启了考古工作。日前,国博的“积厚流广——国家博物馆考古成果展”,呈现了其百年来主持或参与的约70个考古发掘和调查项目,时空跨度从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到清代水下沉船发掘,共计展出240余件考古出土代表性文物。
几乎与仰韶遗址发掘同时,河北钜鹿县(今河北巨鹿县)发现了宋代古城。由于被覆于泥沙之下八百余年无人知晓,古城遗址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洪水骤至时的情景,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宋代的生活场景,故而被一些学者呼之为“东方庞贝”,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当时的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派出裘善元先生,带领考古队在钜鹿故城的三明寺附近实施考古,发掘出瓷器、家具等文物。刊于1926年《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的《钜鹿宋代故城发掘记录》,是我国关于宋代城市考古的第一篇田野发掘报告。
钜鹿故城遗址出土的物品大多为日常用器和建筑构件:陶制的黑白围棋子,反映出宋代民间盛行的弈棋之风;一个小小的算盘珠,证实了中国人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使用算盘了;器形稳重大方的白釉炉,是古代礼佛活动使用的手持香炉;黑釉酱斑盏、青白瓷盖碗、青白瓷瓜棱式执壶等器皿,折射出宋代平民日常饮食的精致用心;绿釉陶鸱吻色泽鲜明,造型生动,兼具装饰和防水功能……这些遗存可以“窥宋俗,补宋史”,直观感受宋代北方平民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
此后国博考古足迹遍布四方——信阳汉冢、渑池班村、古城东关、垣曲商城、长江三峡、甘肃的秦文化遗址、山西绛县、新疆乌什吐尔古城遗址和库尔勒玉孜干遗址、江苏韩井遗址、河北兴隆遗址等,那些来自不同地区、出自不同时代,或朴素小巧、或高大壮观、或华丽精致的文化遗存,如同打开了一扇回望历史之门,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一睹中华民族的先民是如何筚路蓝缕创造璀璨文明的。
诸如,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乐器坑的秦子镈钟,是早期秦文化的珍贵物证。从镈身鼓部的铭文可知,这件乐器属于春秋时代早期秦国的某位国君。而甘肃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的子车铜戈,又印证了子车氏家族与秦国国君的亲近关系,更为诗经《黄鸟》篇中“子车三良”殉穆公的故事提供了文物佐证。
铜可以制作礼器、兵器、日常用器和生产工具,支撑起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曾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西吴壁遗址,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在中原地区发掘的采矿、冶铜遗址,为认识夏商王朝控制、开发和利用中条山铜矿资源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从南宋沉船“南海一号”打捞上来的德化窑青白釉印花小罐,还有另一个引人遐思的名字——马可波罗罐。如今,在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收藏有一件德化窑青白釉四系罐,据传为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故称马可波罗罐。因此类瓷罐在沉船中出水数量较多,可以推断其在宋元时期是颇受当时外国市场喜爱的畅销品。这小巧的瓷罐,见证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发达与中外文明交流之繁盛。
一具头高3米左右的巨副驼骨架化石是这次展览中十分引人瞩目的展品之一。这位“大朋友”来自辽宁大连金远洞遗址,在国家博物馆动物考古科研人员的主持下被拼装起来,成为迄今世界上唯一装架的巨副驼。据专家推断,这种巨副驼生活在距今18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是世界上目前所知体型最大的骆驼。它也许曾经与古人类为伴,如今它保持着行走的姿态,跨越了这个星球180万年的时光,静静地与21世纪的来往者对视,似在提醒观者:对于我们居住的地球及其文明,还有很多未知领域等待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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