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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六月六被称为“晒书日”。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说:“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北方在农历六月进入阴雨季节,书籍容易受潮霉变,文人士子们一遇到晴日便将书籍拿出晾晒,六月六多值晴天朗日,阳光充足却不甚毒烈,此日晒书,既能起到干燥去霉的作用,又可驱除藏匿于书卷中的蠹虫。
历史上晒书兴起于何时?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有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说明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七月七晒书的习俗。而六月六晒书日起源于宋朝。《宋史》本纪第八·真宗三记载: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丙申,诏以六月六日天书再降日为天贶节”。宋真宗就是那个签订“澶渊之盟”的皇帝赵恒。
公元1004年秋,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侵入宋境,在宰相寇准的力劝下,畏敌如虎的赵恒被迫亲征,一番争战后,宋辽双方在澶州议和,签订了“澶渊之盟”,宋朝每年送给辽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两国以白沟河为边界。赵恒把“澶渊之盟”作为一件“丰功伟业”而沾沾自喜,不料有一天,宠臣王钦若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宋史·寇准传》)
王钦若本意是想构陷寇准,没想到刺疼了赵恒的虚荣心,赵恒为此闷闷不乐。善于察言观色的王钦若为了迎合好大喜功的赵恒,策划了天降诏书、泰山封禅的闹剧。赵恒煞有介事,编造“天降昭书”骗局,率领群臣,车载“天书”来到泰山,举行了隆重的答谢天恩告祭大礼,并将每年六月初六定为“天贶节”,官员放假一天,到道观行香,上清宫等处还要建道场,全国禁屠九天,停刑一天。赵恒还下诏扩建岱庙,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天贶殿。
赵恒设立天贶节本是利用天神愚弄民众,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毕竟行之不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贶节原来的含义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衍生出晾晒衣物、书籍等习俗。民间有“六月六,晒红绿”之说,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记载:“六月六日,晒銮驾,民间亦晒其衣物,老儒破书,贫女敝缊,反覆勤日光,晡乃收。”
在明清两朝,每年六月六如果恰逢晴天,皇宫内的全部銮驾都要陈列出来晾晒,皇史宬的档案、实录、御制文集等,也要摆在庭院中晒一晒。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提到:“六月六日,本非令节,但内府皇史宬曝列圣实录、御制文集诸大函,为每岁故事。”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也说:“六月六日内府銮驾库、皇史宬等处,晒晾銮舆仪仗及历朝御制诗文书集经史。”
民间有玄奘晒经书的传说。玄奘师徒取经回来,经书被河水打湿,师徒几人只得将经书放到高崖大石之上,一一晾晒。《西游记》第九十九回亦有描写,佛教寺庙将晾晒经书这一天称为“翻经节”。清人让廉撰写的《京都风俗志》记载:“六月六日,佛寺有晒经者。”僧人们将各类经书整齐地摆放在晒经台上,轻轻翻动晾晒,细心拂去灰尘,不仅让经书沐浴阳光,防止霉变与虫蛀,亦是自己扫净心地,除祛心尘的过程。同时,晒经还有“晒经度众生,功德大无穷”的意义。
晒书还有一则传闻。康熙年间,饱学之士朱彝尊多次到北京“求职”,但怀才不遇。有一年六月六日,他得知康熙皇帝微服私访,便在康熙必经之地袒胸露肚晒太阳,康熙看见后奇怪地问道:“你这是做什么啊?”朱彝尊回答说:“我一肚子学问派不上用场,快发霉了,今天晒一晒。”他的怪诞举动引起了康熙的注意,恰巧在这一年,朱彝尊高中博学鸿词科,被朝廷封为翰林院检讨,负责撰修明史。这件事传开之后,读书人纷纷仿效朱彝尊在六月六这天晒书,希望也能像朱彝尊一样得遇明主。不过他们晒的是真正的书,而不是肚皮。就这样,六月六晒书成为读书人的时尚。清人潘平隽有诗《六月六日晒书》:“三伏乘朝爽,闲庭散旧编。如游千载上,与结半生缘。读喜年非耋,题惊岁又迁。呼儿勤检点,家世只青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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