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中国自家的牙医“贵不可言”
早在1925年11月，鲁迅曾公开宣称：“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为此，特别在其名作《从胡须说到牙齿》里，专门辟出一个章节，来写“牙痛党”人的生活常态与求医经历。文中这样写道：
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的，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盘古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叩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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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好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垽”，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相信读罢鲁迅笔下记述，这“牙痛党”人求医史与治愈史，有过牙痛经历的读者无不感同身受，大多总会有一点“共鸣”。遥思百年前的旧时国度，因为中国传统医学及医药里，并无可以确切治疗牙痛的“古法”或“验方”，就连鲁迅也不得不长期忍受牙痛的煎熬。
为尽快止痛治病，鲁迅也曾想方设法，希望能从中国传统医学及医药里，寻求解决之道。于是乎，先将《验方新编》视作“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接下来，又试验了吃栗子的“秘方”，也无效用。“自治”已无可能的情况下，鲁迅终于选择“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
从“自治”到“求治”，鲁迅的牙痛始终无法医治，更不必奢望治愈了。临到这“中医仿佛也束手了”的关头，竟然又挨了长辈一顿训斥，导致一贯硬气的鲁迅，也不得不自认倒霉，“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甚至感到“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了。
鲁迅不得不继续忍耐牙痛，直到在日本长崎寻得一位牙医之后，事情突然有了转机；岂止是转机，简直可以说是一位“牙痛党”人重见天日的历史机遇。原来，当这位牙医为鲁迅“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垽’”之后，长期牙龈出血的鲁迅，“这才不再出血了”，医疗费用只不过是区区的两元，治疗的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鲁迅“不相信中医”
主要原因是父亲的病被耽误
《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读至“牙痛党”人鲁迅终于在日本牙医那里获得治愈的段落时，但凡有过“洁牙”经历的现代读者，莫不因之哑然失笑，莫不为之有感却又无言。一旦有了这样的既令人失笑却又着实不必再多做感言的读后感，就很容易理解并即刻会接受鲁迅接下来的一番评述：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鲁迅在这里明确地表达了，不相信中医；更通过自己作为“牙痛党”人的“切肤之痛”，以完整充分的治疗实践与逻辑分析，证实了自己先前不相信中医，后来及未来也不会相信中医的人生经验。
至于文中言及不相信中医的理由，有“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之语，稍稍读过一点鲁迅作品的读者，对此都不会感到陌生。早在1918年4月发表的《狂人日记》里，小说人物中医何先生，被直接描写为吃人的“刽子手”。时至1922年，《呐喊·自序》里更是直白表示：“我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应当说，鲁迅笔下所有这些对中医的直接痛斥，至三年后写出《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几乎一气呵成，一脉相承，乃是极为明确的人生经验之表达。只不过，这些付诸笔墨的抒写，有的是借助小说人物之塑造，有的是列举个人生活事件与经历，还有的则是直接表明思想立场式的判断之语。
鲁迅撰发《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整整一年之后，时为1926年11月，复又撰发《父亲的病》一文；前文中所谓不相信中医的理由，“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之语，在后文中终于得到充分反映与印证。
大约七年之后
鲁迅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
然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大约七年之后，鲁迅对中医的态度，似乎又有了一些微妙的“转变”。这一“转变”，在1933年7月撰发的一篇题为《经验》的短文中，有所体现。此文开篇即这样写道：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
短短百余字间，鲁迅对中医经典《本草纲目》的评价，呈现出客观平允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似乎可以理解为鲁迅晚年对中医的态度有所“松动”，不再是先前那种冷嘲热讽的态度了。
《经验》一文，先是刊发在《申报月刊》之上，后来辑入《南腔北调集》，应当有着一定的公共传播与社会影响力。不过，毕竟是“灵光乍现”似的短小篇什，并不能引起当世及后世读者的十分关注，故而至今提及者不多。
时至1934年7月，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创办《国医旬刊》，刊载了众多中医师以西医知识阐释传统中医的文章，就此开启了当地中医界探索中西医汇通的学术路径。当时，中国传统医学与医药界正面临空前危机，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即国内民众的信任危机与其自身的发展危机。简言之，类似于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表明态度，坚决不信中医：另一方面，当时的政府当局推崇西医，有意革除中医，已有停止中医营业并勒令药铺整改的相关行政命令发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国医旬刊》应运而生，希望为中医重振旗鼓，为中医重树自信。
该刊创办当年11月间，第1卷第11期之上，刊发了一篇署名为“周树人”的《医药感言》。文章颇为简短，为中医正名立威之意，却是显而易见的。但此文应当不会是鲁迅的作品，想来同一时代或确有这样的同姓名者，一是作为文坛领袖级人物的，笔名“鲁迅”的“周树人”；一是作为中医学界内部的专家学者，曾为《国医旬刊》撰稿人的“周树人”。
在随后不久的1934年12月间，该刊第二卷第四期之上，这位“周树人”又发表了一篇《时疫论》，仍秉承坚决推崇中医的立场，大谈中医理论对“时疫”发病原理的解析，甚至于还抛出了独家“验方”。
至此，《时疫论》里的一番高谈阔论，倒愈发坚定了笔者的预判——此“周树人”绝非彼“周树人”。因为，此“周树人”只是一意要去“树”立中医之自信与权威，而彼“周树人”却是一心要去“树”立国人之自由与权利——二人思想立场与价值取向，业已“判若两人”，本即同名异人。
文/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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