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去年年底以来，作家邱华栋的新作《哈瓦那波浪》登上多个文学好书榜，受到读者青睐。不得不说，邱华栋是活跃在当代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近两年他相继出版几部不同风格的作品，其中2020年底出版的《北京传》，到现在已经印了五次，在疫情下能卖几万册，可以说算是很畅销了。
冬日的一个上午，邱华栋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独家访谈，聊了聊他写作的那些事。他说话语速稍快，且记忆力惊人。三千年的北京城历史和三十多年的个人写作经历，被他娓娓道来，在急速穿梭的历史与现实之间，体会到他游侠般的“好身手”，以及探险家般的信念。
窗外的阳光带来温暖，也给这番对话涂抹了色彩，眼前似乎出现了巍峨的雪山、浩瀚的大海……
人物简介
邱华栋，当代著名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现供职于中国作协。著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等12部，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等32部，系列短篇小说《社区人》《时装人》等180多篇。共出版有小说、电影和建筑评论集、散文随笔集、游记、诗集等各类单行本100多种。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韩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越南文。
我关心的是，在生活的缺失下如何获得勇气
记者：去年年底以来《哈瓦那波浪》频频上榜，有读者看了书里的故事，觉得怎么好像是你自己经历过一样？这本书写作的缘起是什么？
邱华栋：写这本书时我有个很深的体会，这20年，我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都碰到不少中国人，也遇到一些有趣的华人，他们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比如有一个女作家说她去南极跑了一次马拉松。还有一个诗人说他登了全球的七大山峰，而且他追求的是“七加二”，还要去南极、北极点。看到中国人有这么多新活法，我就想把它写出来。
还有个内因，是缘于人生的体验。我觉得到了50岁，走着走着，同行的人突然就消失了。还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何其悲伤。这些生活的变故造成巨大痛苦，常常要一个人、一个家庭去承受和化解。一听到这种消息，我心里就很难过，我就想他们还怎么生活呀？
实际上《哈瓦那波浪》里写的就是这样一组故事，每个家庭，每个生活，都遇到不同难题。比如《望云而行》讲的是父亲带着失去母亲的女儿从中国出发，开车走过整个欧亚大陆，一直到西雅图，送她去上大学。一路上他们内心的创伤愈合在看云的种种经历中，父女也达成了和解。另一篇《唯有大海不悲伤》，讲一个失去了十岁儿子的父亲，怎么样通过自由潜水化解内心的悲伤，最终在大海里找到了生活的勇气。我特别喜欢这两篇，它是我们这些50岁中年人的内心冲动——虽然生活有很冷峻的一面，但我们还是得努力获得生命的意义。
在生活的缺失之下，怎么样到更广大的世界里去获得生活的勇气，是我最关心的。作为一个作家，小说是解答，也是一种自我疗愈。
记者：故事发生在世界各地，并且主人公有着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构思出来的？
邱华栋：我曾经喜欢看各种纸质地图，每到一处，一定要找到当地的地图。坐飞机，眼前的小屏幕常常被我设定成航路图，长途飞行途中随时看看飞到了哪里。因此，只要是我飞经的路途，航路下面经过的大地、山川、城市，我总是能够回忆起来，在我的记忆里成为内容丰富的路线。
我搜集的那些地图能够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带到时间和历史的深处，让我发现、揣摩、想象那种时空交错的历史场景。
写这本小说集之前，我喜欢自己的几个地球仪，有三维的，还有能通体发亮的。地球仪在手，有一种“小小寰球，尽在手中”的踏实感。有时，我就想，我能写写这些地方的中国人的故事吗？我也爱看关于海洋的纪录片，比如《蓝色星球》《加拉帕戈斯群岛》等等，我都看了好几遍，常常是一边看，一边用文学语言去描述我看到的片段，这些都成为我写作的材料支撑。
我写小说，往住由一个很小的灵感或者细节延展开来。这九篇小说对我来说，每一篇的触发点都是一个很小的感觉、印象，逐渐被我的经验和想象扩展、填充成为一篇小说。我也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对读者尊重、友好和负责。我在构思的故事里增加一些知识、经验，比如潜水、登山，这就使小说带着新颖感，还有知识化的效果，小说也就变得有趣和好看起来。
记者：完成一部与以往不同风格的作品，有什么感受？
邱华栋：小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完成，是灵感和构思的一次次“釉变”。这九篇小说都变成了与最开始构想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这九个主人公，都有自己生活中的缺失和困难，也有着强大的生存愿望和勇气。这也正是我写这组小说要达成的效果：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人的故事，本来就非常精彩。
我从十五岁开始写小说到现在，写了三十多年了。在题材上我还能出新，在表现手法上更加纯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我经常问我自己：继续写，我还能超越自己吗？这组小说的完成，让我更有信心写下去了。
为北京“立传”，想呈现自己体验出来的空间感
记者：挺好奇的，你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尤其是《北京传》，本来你是写小说的，怎么写出了这本非虚构？
邱华栋：2017年，有一次我碰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他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正在读《伦敦传》，是英国作家兼记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写的，很厚，有80万字。看完以后我心里觉得，我在北京生活了30年，应该也给北京写一本书。没想到他听进了心里，没多久就跟我签了约稿合同。
合同一签，我有点焦虑，因为本来想晚一点再写，结果提前了。好在我搜集了很多关于北京的资料，就按照3000年建城史来写提纲，确定了主章和副章的结构。我想，让每一个来北京的外地人拿到手里一看，哦，一书在手，三千年北京历史不愁，能特别轻松地看明白北京的历史文化和空间变化。
记者：三千年的历史怎么呈现？听起来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什么想给北京立传？
邱华栋：我写《北京传》的一个特点是，着眼于3000年城市空间感的生长，以及城与人的互相塑造。我发现很多写北京的书，大都是写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我是抓住了北京城的空间感，但又不是建筑书。我就想把这种空间感呈现出来。打个比方，有一个舞台就是北京城，他们写的全是舞台上的人和事，但是舞台本身被忽略了。我的主角就是北京城，这个城经过3000年的生长，也是个巨大的生命体，所以我从最开始的蓟城与燕都，一直写到21世纪北京的国际化大都市与2020年之后的北京——未来之城。
我是一个新北京人，对北京一开始就充满了热爱。刚来的时候，我有北漂的心态，后来变成了新北京人，比北漂多一层稳定感。这种状态恰恰使我对北京城的变化特别敏感。我喜欢建筑，看了很多建筑书。我经常周六周日到处去转。平时看地图，我还会经常想象出某种有内在联系的线路，可能会带动着城市空间怎么变化。
生活在北京，我有好多感同身受的生活经历，比如70年代的劲松，80年代的方庄，一说大家就很亲切。尤其是90年代初北京进入新一轮发展，能明显感到各种高楼迅速站起来。我甚至看一眼就知道那个楼有多高，那时我们经常打赌，比如看见京城大厦新起的，他们就让我说多高，我说这个有180米，后来一查，基本差不多。我记得写到2020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我开车过去感受运河两岸，和副中心的空间结构。我也进出大兴国际机场，仔细观察，那种空间感是自己体验出来的。
这本书出来之后，他们都说，你这个还挺新鲜，一路写到当代，而且三分之一都写到了1949年以后的北京。有些研究北京的朋友也指出了一些小问题，再版时这些地方都做了修订。实际上，有的地方我留了伏笔，比如民国时期我写了《正阳门火车站》《老舍》两个副章，其实这个副章可以无限延伸，还能再慢慢填。总之，这个非虚构的《北京传》是表达我对北京的热爱。
记者：你对北京真挺熟悉的。说起来，你在北京不仅有小家，也有为这个城市奋斗的青春吧。
邱华栋：我毕业时分配到北京的机关单位，后来考进报社当记者。记者这个职业需要非常敏锐地捕捉城市的变化。慢慢地，白天跑新闻，晚上回家我还喜欢写写东西。
90年代初，有一个新闻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京广大厦有个蜘蛛人高空作业时摔死了。白天我跑完现场发了个200字的简讯，晚上回家心里还是难过……后来就写了篇小说《蜘蛛人》。小说里那个银色的蜘蛛人很孤独，但是他很快乐，他每天生活在城市的上空，看待世界的眼光比我们更高更开阔。后来他又找到一个女蜘蛛人，他们还生了一个小蜘蛛人。写这么一篇小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帮我把心里的哀伤化解了。
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出发的地方。一个新闻，其实它结束之后，往往会给作家带来更深的人文思考。我就通过文学的想象，把发生的新闻事件变成文学作品。比如我看到街上搞时装展览的，我就写了时装人，看到公关公司，就写了公关人，1992年到1999年近十年间，北京的变迁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写了比较诗化和意象突出的城市小说。写年轻人到北京寻找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他们的挫折、欢乐和痛苦等等。也写到了北京迅速的变化，亮马河、三里屯、国贸商务区这种城市景观作为背景也进入到我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当代性被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是城市文学，成为我那时的写作风格。
武术教练也是我的语文老师；阅读是写作之母
记者：之前听过音频里的小说《十侠》，挺难想象这一系列的几本书是同一个作者。
邱华栋：我从初一到高三练过六年武术，当时我们学校有个武术队，每天练四个小时，练拳、练器械、练刀枪。后来，我的武术教练黄加震成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我的武术练得不是最好的，我的作文他总是给我打很高的分。
我记得很清楚，三四年前我去上海看望黄加震老师，他马上八十大寿了。20年没见了，老师很高兴。那天他把所有的兵器都拿出来了，各种刀枪棍剑，包括暗器都有二十多种，放了一屋子。他这样欢迎我，我也特别感动。一块去的上海小说家陈仓也很兴奋，后来我一时兴起，就把一个特别大、特别沉的大刀扛下楼。在花园里，79岁的黄老师单手一个弓步就把刀举起来，关键是他的刀举起来跟身体是一条线，这个动作特别难做。我也想跟着做一遍，根本就不行。我当时就想，人生成长过程中难得有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老师，我应该写一本武侠小说献给黄加震老师祝寿才好。
我上初中喜欢看武侠，金庸、古龙、梁羽生，常常看得心情激动。当时还写过一个武侠小说。这两年我读了不少正史、轶闻杂记、宋代话本、侠义小说，当年的兴味重新催动我下笔。有一天突发奇想，我就从春秋时期的刺客豫让写起，按年代由远及近排序，一直写到清代《剑笈》，梳理出一条绵延两千年来中国侠义精神的演变。
记者：写不同风格的作品，如何保持创作的动力？
邱华栋：我写东西很杂。我写长篇小说，也写文学笔记、小说、散文等。我不喜欢被认作一成不变的作家。为了保持兴趣，我经常换换手，左手写了当代的，右手就写历史的，也许以后还会尝试科幻小说。希望读者也能看到我的变化。
我写作的时候习惯听纯音乐，比如写《十侠》就听琵琶等古曲，有段时间我常听《广陵散》，听多了，眼前就出现打铁的嵇康，一个少年侠客的形象……写《哈瓦那波浪》就听各种交响乐。音乐能调动情绪的起伏，激发很多想象力，而且很容易入定，这是我自己写作的一个方式。
记者：刚才说你年少就开始写作，最初是怎么被激发出来的？
邱华栋：我出生在新疆昌吉市，那是在戈壁滩边上的一座小城市，抬头就能看到天山雪峰。我小学五年级就读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虽然看得懵懵懂懂，但觉得里面有一种文采。上初中以后，我在报刊亭买文学杂志，像《青年文学》《收获》《当代》，买回家一看，就觉得跟小时候听的评书不一样了，竟然有作家能写身边的生活。阅读真是写作之母，阅读会不断激发潜能、开阔视野。
我从十五岁开始写作，是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忧郁少年，写小说、写诗，抒发胸臆。我一开始写，根据新疆风物，想象一些动物拟人化的故事，比如写一只火狐狸怎么样躲避一个老猎人的追踪等等，写了二十来篇，有二三十万字。四川少儿社出版“小作家丛书”系列，出版了一本我写的小说集。当时是1988年，我正在准备高考，夏天我就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免试破格录取了。我当时也不敢相信，因为文学写作而上了重点大学，我觉得真是幸运。
记者：上大学对你来说有哪些难忘记忆？
邱华栋：大学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眼界的开阔。我当时在图书馆是按字母排序读书的，从a字头开始，把a字头作家的全找出来读一遍，abcd……依次读下来。学校那时候文学氛围很浓，有浪潮石文学社、珞珈诗社。我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学习不同类型作家、诗人的作品，写了好多小说和诗。
我有时候在大学里开讲座，总是苦口婆心地对大学生们说，尽管我们在网络时代，但读书仍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成长因素。我觉得一本书的有限，恰恰决定了它的无限。而且，阅读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能唤起丰富的生命经验，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多读书。
写作就像玩泥巴；此地此在即是故乡
记者：你觉得作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才能？
邱华栋：我很认同这句话：观察、体验、想象，一个作家只要有这三种才能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好作家。我觉得观察生活、观察人物细节是一种能力。比如听路上的行人说话，就很有意思。有的人是观察力特别强，比如契诃夫。有的人是体验很深，谈一次恋爱，能写50本小说，比如琼瑶。有的人属于想象力很厉害，比如写《魔戒》的托尔金，他完全是再造一个世界。
记者：感觉写作对你来说是挺愉快的。
邱华栋：就写作本身来讲，创作的快乐是巨大的。我们可以把他人的生活挪到作品中来，进行再创造，表达对生活对人生的看法，其实也是一种成就感。写作还有一种游戏的喜悦，就像小时候玩泥巴，有一种快乐在里面，也是一种满足感。
记者：挺奇妙的，你的心态不像年过五十的人，连头发都是一根根向上的姿态。
邱华栋：心态年轻，这可能跟在新疆长大有关系，一出门看到的都是雪山、大漠，心情开阔。我小时候就憧憬很多极限运动，比如潜水、登山。前两年，我还去健身格斗房打拳，四周一看，很少有我这个岁数还来练搏击的。
记者：平时生活中是什么状态，在北京这么多年，会有乡愁记忆吗？
邱华栋：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我虽然在新疆出生，但我的老家是河南，我觉得我很难书写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刘心武老师早早就发现我这个特征，他说我写了很多“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在我看来，此地此在即故乡，北京也是我的故乡。
文/本报记者 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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