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探究历史真相，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职责。但是，历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记载，五彩斑斓，真假虚实难辨。晚清时期，随着帝王统治的完结，民主共和制度的逐步建立，真相逐渐曝光；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虚假的记载仍不断出现。加上现在一些文艺作品的粗制滥造，“戏说”盛行，致使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描述脱离实际，误导观众，使人信以为真。因此，弄清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显然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
《晚清的衙门北京的官》是孔祥吉先生逝世前亲手编订的最后一部大作，该书涉及他对晚清时期政府若干决策和执行机构以及高官显贵史事的探讨，展示了他在晚清史领域丰富的学养。
孔祥吉先生曾与我同事，他从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即以弄清历史真相为己任。为此，他广泛搜集和阅读各种史料。他有很好的记忆能力，但仍然坚持对感兴趣的问题予以笔记。那时，电脑还很少，只是靠手工抄录，工作量很大。但是，孔祥吉乐此不疲，常年坚持，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料。对于晚清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了然于胸。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他在阅读档案时，才容易发现不同的记载，进一步对比、校勘，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似乎是他走的一条基本的治学之路，并经过他不懈的努力，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孔祥吉先生后来定居美国，又曾到日本讲学。在美国，他曾结识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并得以窥见和利用翁氏家藏资料；在日本期间，他仍然不失时机，阅读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均获益良多。书中记载，他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库，搜集有关中国和中日关系的档案，不仅进一步看到了当时中国到日本留学生的基本情况，更了解了一些重大历史真相。例如：冯自由曾长期生活在日本，又辅助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与众多革命者多有交往。民国成立后，他曾任职“稽勋局”，对于“辛亥革命”历史很了解。他的《革命逸史》，一向被誉为研究辛亥革命的可靠而真实的史料，是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开山之作。但是，孔祥吉经过考证，认为冯自由留下的《革命逸史》“甚至对自己参加过的历史事件记忆不清”。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是他关于发起召开“亡国纪念会”的记述。孔祥吉先生通过核对中、日两国的档案，发现冯氏记载与日本档案的不同。概括来说：一是发起者名单有差异；二是拟定的开会时间不同；三是此活动被日本禁止的原因不同。
具体来说，据日本外交史料馆保存的专题档案原文记载，其发起人应为：章炳麟、秦鼎彝、周逵、唐蟒、马同、冯懋龙、王熊、冯斯栾、李群、朱愣。而冯自由的记载，在名单顺序以及名单姓名方面均出现差异，有待继续探讨。冯氏所记纪念会开会时间为农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而日本档案记载是三月二十日（4月27日）。两者相差一天。该纪念会由于日本警方禁止，未能如愿举行。冯氏记载是由于清国公使蔡钧向日方要求，而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日本禁止这次纪念会，主要原因是收到了日本参谋部情报人员——少将“福岛安正”的谍报。
考虑到冯自由撰写《革命逸史》时已年事过高，诸多事件当时缺乏记录的条件，与档案资料对比，出现一些差错或失误在所难免。但是，孔祥吉先生通过仔细、认真考证，指出《革命逸史》的失实之处。这不能不说是对晚清史研究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提醒人们在此后利用时要多加注意，以防“以讹传讹”。
此外，该书记录历史事件范围广，对诸多其它历史事件进行了考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从最高决策的中枢“养心殿”到皇帝的亲近大臣如醇亲王奕譞、军机大臣翁同龢等人的日记、笔记中，孔祥吉先生不断发掘新的史料，以展示历史真相。
如光绪十五年正月的皇帝大婚，真实的情况颇具戏剧性：光绪皇帝的皇后，是由慈禧太后指定——她的胞弟桂祥的女儿。对此，从现代人的一般认知来看，既不人道，也不光彩。不人道，是说近亲结婚；不光彩，是说慈禧太霸道，把光绪皇帝看成自己的玩物和傀儡。这种安排，违背了光绪皇帝本人的意愿，只便于慈禧继续控制朝政。光绪皇帝本人对这桩婚姻并不喜欢，但又无可奈何。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不敢得罪慈禧，专门上奏将实权归于慈禧。孔祥吉全文引用了奕譞奏折，说明当时清廷大臣的决策现状，并分析了后来继续出现慈禧垂帘专权局面的原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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