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继前些年分别推出“适吾所适——高二适遗墨展”“为万世开太平——于右任书法作品展”，日前，中国美术馆为两位书法大家再度举办合展“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任重高远——于右任、高二适书法展”，共展出于右任、高二适书法作品20余幅。两人的出身不同，境遇有殊，师承、取法也各有差异，却有着共同的艺术精神追求，那就是志存高远，朴厚渊深。
众所周知，中国书法发展至宋代，在学书之路上逐渐分成二脉，一脉尊帖，一脉尚碑。碑刻和书帖各自衍生出自己临习体系。一般来讲，碑刻为北派，以赵、燕、魏、齐、周、隋为序，代表人物为锺繇、卫烁及崔悦、卢湛，以至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书帖为南派，始于东晋，继而宋、齐、梁、陈，由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赵孟頫等为代表。从书法实践上讲，从碑入手者，其势在于雄阔刚强；从帖入手者，其质在于情韵生动。虽然更多的学书者碑帖兼学，但一直存在着以哪一脉为主的争论。于右任和高二适两位的学书道路正好显示了两脉各自的优势。
于右任出生于1878年，陕西三原人。“三秦大地”的古风塑造了这位西北人的艺术情质。目睹清廷腐败，山河飘零，于右任从青少年时代起便怀有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而蕴含在魏碑之中的“尚武”精神和粗犷豪迈之气，恰恰能让他积蓄在内心深处的愤懑得以释放。于右任取法魏碑有比常人更为优越的条件，这与他的身份、地位是分不开的。作为国民党“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一职长达33年。因此，于右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为保护、搜集古代碑刻做出了诸多贡献。他收藏魏墓志85种之多，苦心购得北魏、北齐、隋、唐刻石等290余方。于右任对魏碑的痴迷可从他书写的一首诗中得到见证：“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如果不是心怀天下，不至于在临习书法时“夜夜泪湿枕”。
于右任曾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展厅正中有他一副行楷书七言对联：“袖中异石未经眼，海上奇云欲荡胸。”十四个字，大笔纵横，开张雄阔，却又冲淡清奇，最能体现他早期的书法面貌。其书写一般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大胆，二是大力。他写行楷时，以汉隶和魏碑为底蕴，崇尚力量，平实中见雄浑；写行草书时，擅用圆笔，起笔稳重，收笔沉着，纵横流荡。晚年的于右任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推广标准草书之中。他倡导“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虽笔笔随意，却恰到好处。
无论人生经历还是艺术生涯，高二适与于右任都差异明显。1903年，高二适出生于江苏泰州市。原名锡璜，后易二适，取“适吾所适”之意。他的书法虽也取自高古，这一点与于右任相同，但在经典临习的选择上，他高扬帖学，力追晋唐，尤其酷爱唐太宗父子的书风。他读帖临摹的过程中，不仅细心研读每个字的形质、神采等书法本体要素，还在纵向上考其由来，从文字书体的演变上探其原委。高二适勤于读帖，敏于思考，所读碑帖上皆有随感而发的眉批、评注、题记、跋语，皆为一时一境之感悟心得。高二适研习碑帖，不仅关注书法艺术本身，而且全方位立体式研究，他关注碑帖所蕴含的文字内容，时时节录下来，反复体会。这种方式使得他始终能在鲜活的状态下享受临书的快乐。他将这种感受时常写于与挚友的通信之中。展厅中陈列了不少《致陶白手札》，如其中一封：“陶老先生：承枉驾，又闻即返扬城，不克往返，殊悒悒也。奉拙诗一首为公解嘲，可乎？”书法家将自己生活中的琐事与感受，一一告知对方。
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刘桢公宴诗一首》体现了高二适晚年的书风。刘桢是东汉末年名士，为“建安七子”之一。高二适十分偏爱这一首“公宴诗”。这件作品草意连绵，墨气淋漓，体脉遒劲，有风樯阵马之势。杜甫有诗“书贵瘦硬方通神”和“草书非古空雄壮”，将“瘦硬”与“入古”视为重要的审美标准。高二适对此体会独到。他认为“瘦硬”是对笔墨形质的要求，体现在他这件作品中，是瘦长的笔画和浓淡干枯的变化；而“入古”不仅寄托了他对晋唐书风不懈追求的精神，更是他将书法筑基于古典诗词的途径。由此可见，高二适的书学根植于中华经典文化的精华，熔铸个人风骨，开古典主义之新境。
高二适对书法的追求在晚年还有一变，他的珍贵遗墨《寄孤桐师手札》呈现出与连绵的“今草”不一样的书风。此卷长达1.94米，在32厘米的宽度上，只见墨线跳跃，似高猿悲叫，乱水潜奔。全卷笔力弥满、意态婆娑、行气淋漓。另一件《四体书谱》，更是长达2.3米，在仅为12.8厘米的幅宽上，他以行、草、楷、隶四种书体抄录了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兼书法家孙过庭的《书谱》，可见他融“今草”与“古草”为一炉的高超技艺——从“今草”中借鉴气势，把“章草”（古草）的字字独立转换为“今草”的连绵回护，增强了节奏和韵势上的美感。
高二适最为世人熟知的一件事，是他与郭沫若于上世纪60年代有关王羲之《兰亭序》真伪的论辩。1965年，高二适独持己见，先后撰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和《〈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两文，立论精严，援据充分，确证《兰亭序》非伪。其“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的学术精神与品格于此可见一斑。
1935年，高二适得到“辛亥革命”元老陈树人的推荐，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任务委员会办事员，于此时结识了于右任。两位先生相差20余岁，堪称忘年之交。1947年，高二适曾应于右任之约在端午节和重阳节赋诗十余首，足见二人在诗书上的情谊和艺术上的共鸣。1964年，86岁高龄的于右任病逝于台北。1973年，高二适作诗寄托哀思：“三原誉我书当家，而我诗书总世譁。髯翁能草我奚疑，我书屈铁非世资。阶下本无狂李白，邦瘁人殄泪断续。古今才略与谁同，今看羊薄老江东。于思于思难再逢。”
如今，两位20世纪的书法巨匠在展厅以诗书形式再度相逢，不失为最好的纪念。两位先生以卓然独立的人格与风骨，似两座灯塔，为无数后学照亮了前行的艺术之途。桃李春风一杯酒，尽在笔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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