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艺术上的苦行僧,可祝大年是比我还要苦的苦行僧。”吴冠中生前对他的这位同事推崇备至。在他看来,祝大年以艳花高树来象征苦难的辉煌,这位画民间大俗的画家,当登中华民族大雅之堂。
此言非虚。中华传统文化艺术有两大载体:一曰壁画,一曰陶瓷,祝大年的艺术,与二者皆大有关系。其主持设计的“建国瓷”是中国陶瓷艺术的一座高峰,获赞“中国第一号陶瓷大师”(黄永玉语);为北京首都机场创作的壁画《森林之歌》堪称中国壁画艺术史的里程碑。稍显遗憾的是,他在艺术圈外的知晓度与其成就并不匹配。“人们谈的太少,他(祝大年)的寂寞是一个时代的误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祝大年弟子杜大恺不胜唏嘘。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写生·创作:祝大年艺术作品展”,或可让大众重拾机会,走近大师。展览以写生和创作对照的方式,展出90余幅作品:一为写生作品,二是借助写生完成的作品,将两类作品并置展出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模式,既让观者领略写生与创作的关系,也能直观认识其独特的创作路径。
1973年,结束河北农村劳动的祝大年重新调回北京工作,他要用画笔记录下这座他曾工作过10年、令他熟悉又倍感亲切的城市,这座风光秀丽且遍地古迹的古城。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海》,记录下这座古代皇家园林最为绚烂的瞬间。说起北海公园,耳畔仿佛响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让我们荡起双桨》。琼岛宛若碧玉澄澈的仙境,寺院楼阁于山间错落矗立,峭立飞檐掩映在绿树怀抱之中,轻舟荡漾的小船如星星散落水面,伴着灵动的双桨在水面泛起涟漪。
1975年,祝大年恢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学工作,他带着学生奔赴青岛李村写生和讲学,深入农村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描绘村间枝头上极富生命力的一抹“中国红”。写生时,祝大年坐在老乡的房顶上,对着枣树一画就是一整天,将枣树盘旋曲折的枝干和倔强不屈的筋络用稳健的钢笔线有条不紊地画下来,如此精微的观察与写生是他对自然和生活的深度热爱。他曾说,“枣红,浑厚而不闷浊,明高而不刺目,是我们民族的国色”,“画和树一样都有生命,写生要去领会生命”。画如人生,《李村大枣树》传递的正是旺盛生命力和浓浓爱国情。
20世纪40年代,祝大年曾在重庆从事陶艺创作和研究工作,那里的一山一水也印刻在他的心中。夔门又名瞿塘关,素有“夔门天下雄”之谓。“绘画中我偏爱工笔重彩画,它色彩绚丽,描绘精致,有着深厚的装饰传统,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极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祝大年在工笔重彩《夔门》里,用由深及浅的色彩变化和细密如缜的笔触,赋予夔门伟岸的生机:夔门山峰巍峨峭立,层峦叠嶂苍翠如玉。江面一番热闹景象:或是游轮冒着急促的青烟,或是捕捞的渔船耸立着高高的桅杆,在繁忙的行程往来中展露一派生机。
祖国锦绣山河壮丽美景,在祝大年的画作中都留下醉人的倩影。黄山素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美誉。生长于黄山玉屏楼右侧、文殊洞之上的迎客松是黄山“四绝”之一。在其画作《迎客松》中,高天云海之上,迎客松泰然矗立,伸出苍翠的枝叶,谦恭热情地迎接着每一位登上万级台阶的游客。
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如此描述园林的美景:“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跟随祝大年画作《苏州园林》,步入苏州园林感受江南水乡的文人气质,体味如诗如画的景致空间。画中描绘的是宋代诗人苏舜钦所建的沧浪亭。画面中央,沧浪亭朱红檐柱笔直伫立,四角飞檐玲珑上翘,尖顶翠绿色的宝葫芦与天地相通。近景繁花锦簇、树叶繁茂,曲折小径闲逸非凡,与对岸鳞次栉比的层楼长廊遥相呼应。欣赏祝大年的画作,犹如徜徉在古人巧夺天工的造化中,通达“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
彩云之南,风光旖旎,祝大年曾于1974年和1978年两次赴云南西双版纳写生,对那里很有感情。其笔下《罗梭江畔》描绘出西双版纳一片生机盎然的热带雨林。翠绿的树叶星星点点、飘飘摇摇、如梦如幻。罗梭江畔,傣家姑娘身着粉色彩条筒裙,肩上担着汲水的竹竿,迈着袅娜的步伐向江边走来。绿意、青春、浪漫,无限风光融成一幅绚丽夺目的画卷。
在杜大恺看来,恩师祝大年画面中的万千事物总是呈现得有逻辑、有秩序、有条不紊,其精确与细腻常常令人惊叹,但仅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世界还不够,祝先生凭借自己的认识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
祝大年曾说:“什么是理想的画作呢?我认为应该是远看有气势,近看一花一草,真实可信,抒广大,叙精微,这才是我绘画所追求的。”抒广大,就是画中有无尽广阔的自然、无尽灿烂的生命;叙精微,即画中一花一叶、一草一木刻画细致入微、小中见大。
徜徉祝大年画作里,与祖国大好河山相遇,与大自然为邻,畅想诗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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