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媒体报道当地官员一上午“调研”相距近百里的两地,一则消息引来不少批评。
当下,《某某某到某某地调研》《某某某调研某某某》之类消息很多,大有“行必称调研”之势。然而,所谓调研,调查研究也。既如此,则必然需要一定时间,有个走访、座谈、细查、探究的过程,更要出思路、出观点、出结论、出文章。当年,毛泽东同志历时32天调研而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乃调研经典,有反驳谬说、推动革命之功。即便有人的调研不那么标准、不十分经典,但调研的目的、提纲、访谈、结论之类,总该有一二,如果仅是去基层开会或别的公干,那就跟调研不沾边,没必要冠以调研之名。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一些领导者对之认识有偏颇,实乃虚荣心作怪——“行必称调研”竟习惯成自然了。
调研风气不正,是个老问题。储旭东先生《需要调研之风,但不能调研成“疯”》一文,便曾批评此类问题。昔日的“调研成‘疯’”,今日虽不那么“疯”了,但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一些领导无论工作内容为何,“行必称调研”,不就是“调研成‘疯’”的遗存吗?
“行必称调研”,让我们自然联想到“言必称希腊”。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表示了强烈不满。原因就在有人脱离实际、缺少“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极坏的作风”。今日的“行必称调研”之习,不同样“是极坏的作风”吗?
当年,邓小平同志南下考察,走路多多、见人多多、谈话多多。记载此行之文,始称“南巡讲话”,后称“南方谈话”,最终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是《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样一个极平实朴素的题目。但人们心里明白,“谈话”前面,虽无调研,更无重要二字,却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献。对这篇文章题目的如此安排,显示出的是求实精神,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