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福楼拜诞生整整二百年了。从辞书上可以查到：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1821年12月12日生于鲁昂（Rouen），1880年5月8日故于克鲁瓦塞（Cloisset）。
二百年前出生的法国作家，有那么几个在十九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据了标志性的地位。
波德莱尔算一个，他是诗人，引导当时的诗歌创作渐渐偏离雨果等人的浪漫主义传统，自觉地走向了某种象征主义。当然，在他之后，有马拉美、魏尔伦、兰波等的革新，直到后来的超现实主义。
福楼拜算一个，他是小说家，也自觉地引导着当时的小说创作走向某种特别追求“客观性”的现实主义。在他之后，左拉、莫泊桑渐渐地偏离了巴尔扎克的某些做法，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文学主张，是为自然主义。
现代派文学的先驱
在中国，福楼拜往往被当作现实主义作家群体中既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一位。比他名气大的，我们往往会认定巴尔扎克和司汤达，而跟他差不多齐名的则有梅里美、都德等。中国学界对福楼拜的评价基本上是“19世纪继巴尔扎克和司汤达之后跃入法国文坛的第三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但是，在法国，好些文学史的作者，把福楼拜称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在文体学上，对他的推崇则远远胜过巴尔扎克。
比起在他之前洋洋有九十多部小说构成《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比起在他之后也有二十几部小说汇集成“卢贡-马加尔家族史”的左拉，福楼拜的作品相对少了些，只有五个长篇、三部短篇小说。长篇是《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萨朗波》《圣安东尼的诱惑》以及未完成的《布瓦尔和佩库歇》，短篇则是《三故事》（包括《纯朴的心》《圣朱利安传奇》《希罗迪娅》）。但就是这些，再加上一些文学书简，就足以让福楼拜在文学史上留下“现实主义大师”的英名。
简单说来，福楼拜对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从作品中完全排除主观的、抒情的部分，独创出一种所谓“纯客观”的小说美学。他也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证明，一个有一定功力的小说家，完全可以通过他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描写和情节组合，而不是通过种种形式的直抒情怀，来达到创造“世界”的目的。这种把作者（叙述者）主体和作品客体拉开一定距离的客观、冷静的做法，颇有些“文体解剖学”的味道，也对后来的法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怪乎，福楼拜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中名声大振，被很多评论家奉为现代派文学的先驱。
他跟巴尔扎克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所谓的“客观性”就算一个。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作家先知先觉，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宛如一个“上帝”。例如，巴尔扎克在小说《路易·朗贝尔》的开头就这样写道：“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多姆地方的小城蒙图瓦。他父亲在城里开办一家规模不大的制革厂，并有意要他继承父业；但路易早早地就体现出好学的倾向，使当父亲的改变了初衷。”而在福楼拜笔下，这个全知全觉的“上帝”正在死去（这句话，尼采已经替他说了）。《包法利夫人》的第一个词是“我们”，它是在第三遍或第四遍的手稿中才出现的。这一“我们”意味着有某个人在跟读者一起说话，一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起在期待着什么会发生。小说的第一个句子就这样背离着全知的上帝出现了：“我们在自修室上课，校长进来了，身边伴随着一个没穿校服的新来生，还有个校工端着张大课桌。”福楼拜在这样写作时，貌似叙事人并不知道故事的全部、人物性格的整体，他必须通过种种探索，来客观地交代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探究人物到底是一种什么性格特征。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跟读者一样的，他的叙述过程和读者的阅读过程一样，都是在发掘、探索、理解、创造……
“离开文体无作品”
正因如此，福楼拜对语言形式的爱好和探索是出了名的。他自己承认，他压倒一切的爱好是“对形式的爱好”，“观念仅仅依赖形式而存在，正如一种形式不可能不表达某种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家往往会强调，好的作品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福楼拜在这方面则走得很偏激，他甚至认为：形式第一，形式就是内容，他的名言是“离开文体无作品”。后世的新小说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谈到他时，深感自愧不如：“我做的锤炼语言的工作比这个苦役犯要少多了”，因为“他可以花几周的时间来琢磨一个句子”。
有两则福楼拜的轶事，即便在中国也很有名。一则是“航标灯”。据说，福楼拜是一个夜猫子，他白天休息,夜里通宵写作。福楼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一个地方完成的，这就是父亲留下来的塞纳河畔的克罗瓦塞别墅。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他每夜都会点亮书房的灯，在那里呕心沥血地写作，通宵达旦。别墅依山傍水，风景优美，而他书桌前的窗户正好对着塞纳河。因此，在那些岁月里，晚上到塞纳河来捕鱼的渔夫们，还有常年在塞纳河上航行的船长们，自然而然地就把福楼拜书房的灯光当成了永不熄灭的航标灯。
另一则是“福楼拜教弟子莫泊桑观察马车”。说的是：福楼拜把莫泊桑当作弟子后，经常教导莫泊桑对身边的人与事要细致观察，要能发现所描写对象的特点。他说：“当你走过一个坐在自家门口的杂货商面前，一个抽吸着烟斗的守门人面前，一个马车站门前时，请你给我描画出这杂货商和这守门人的姿态，用形象化的手法描绘他们包藏着道德本性的身体外貌，要做到使我不会把他们和其他杂货商、其他守门人混同起来，请你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里的那一匹马跟它前后左右的另外五十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些故事，我是在四十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就听闻过的。
在此，我们不妨再稍稍补充一下他对弟子莫泊桑那番教诲的下文，再来听听这位现实主义大师对所谓的写作秘诀的揭示：“某一现象，只能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只能用一个名词来概括，只能用一个形容词来表明其特性，只能用一个动词来使它生动起来，作家的责任就是以超人的努力来寻求这唯一的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当然，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不只是“现实主义”
其实，福楼拜是一个很复杂的作家，说他是现实主义，当然是总体上来说的，方便用来概括而已。在现实主义的头衔下，他也有很多奇怪的不合“现实主义”的趣味，而这在他的不少作品中有所体现。例如，他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中，就有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描写。这部怪异小说写的是：两个莫逆相交的朋友布瓦尔和佩库歇对自身的公文抄写员职业厌倦了，布瓦尔得到了一大笔财产，便跟朋友佩库歇一起买了一个农庄，还开办了一个工厂……他们先后钻研了农业、园艺、天文学、地质学、考古学、植物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哲学、宗教学、神学、社会学、法学、骨相学、磁疗学、通灵论……结果却发现，每门学问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两个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只好又回到无聊的公文誊写中，消磨时光。不过他们已不再抄写那些公文，而是记录他们所听到的、读到的种种名家笔下的废话、蠢话、庸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部《布瓦尔和佩库歇》，总让我联想起我曾翻译过的、比福楼拜小一辈的作家于斯曼的那本《逆流》，大概，这两部作品都有某些“颓废”“遁世”的意味吧！
现代派大师们对他的推崇
后世的作家和评论家，尤其是法国作家中的普鲁斯特、新小说家领袖级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和克洛德·西蒙，都对福楼拜这位“现代派先驱”崇拜不已。
普鲁斯特在他的文学论著《驳圣伯夫》中，指责了文论大家圣伯夫对十九世纪一些作家的不公评价，其中就包括福楼拜。他认为，圣伯夫当时处在文坛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不必嫉妒其时还默默无闻或深受摘贬的司汤达、奈瓦尔、波德莱尔，还有福楼拜。
克洛德·西蒙在几次讲座中反复谈到福楼拜写作时的认真与细腻，深深为之感动：“同样，比较一下福楼拜为准备《包法利夫人》而匆匆写下的‘脚本’和小说最终的撰写形式，也是很有教益的。”西蒙把福楼拜看作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师，还认为，福楼拜与普鲁斯特在“描绘”方面是走在同一条线上的。
罗伯-格里耶也在一次广播谈话节目中，把福楼拜认作自己的“老师”：“我把他认作新小说之父：他就是福楼拜。”罗伯-格里耶说，自己这样的作家“是在另一些小说家之后发明了一个虚构世界，而那些小说家已经在他们之前发明了世界。对我来说，那些小说家就是卡夫卡、福楼拜、福克纳、博尔赫斯，我尽可以这样列举相当数量的精神之父，他们很显然激励了我来写作”。他特别以福楼拜小说《包法利夫人》开头对夏尔·包法利的帽子的描写为例，来说明文学是“极端”的。认为这样描写一顶帽子的“极端”写法，大大地超出了所谓“适当描写”的准则，从而创作出了福楼拜特有的一种风格。罗伯-格里耶还多次声明，正因如此，现代小说可以说是从福楼拜开始的（假如不算上狄德罗的话）。
译本很难体现文体追求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王文融老师（她后来翻译过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为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就是“《包法利夫人》的阅读”。期末每人要写一篇课程论文，我写的是小说次要人物药店老板郝麦的形象。当时写的时候，遵照的方法是“人物性格分析”，围绕着“小说次要人物对作品主题的烘托与呼应”来展开几个层面的分析。当然，文章写得不怎么像样。现在回想起来，郝麦这个人物，大概是可以看作作者福楼拜在客观性写作的同时，抓取的几个可作为证人的“旁观者人物”，也可以看作作者所设想的读者和批评者可能发出的某些声音。
很久之后，我指导的一个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对《包法利夫人》的几个汉译本做了“文体学”上很精彩的分析，让我深深认识到：福楼拜是很难翻译的，作者在文体学上的追求在被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译本中，大概是很不容易被看出来的。所以，最好还是去读原文！但这又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如何办？没有办法，只有对译文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了！
行文至此，让我们不妨也来轻松幽默一下，说一说福楼拜的另一面吧：众所周知，福楼拜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父亲是外科医生，他哥哥子承父业，成了一个名医。与他哥哥相比，居斯塔夫·福楼拜幼年的时候发育迟缓，好不容易才学会读书认字，据说他九岁上学的时候才刚刚学会了字母的拼读，也算得上是家中的一个“白痴”了。后来，二十世纪的作家萨特曾经以“家庭的白痴”为标题，写了一本厚达两千多页的书，谈论的就是福楼拜。我已接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来翻译这部长得有些“可怕”的巨著。或许，等我翻译完它之后（一年以后吧），我应该会对福楼拜其人其事有更多的发言权吧！
余中先，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家，《世界文学》前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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