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12种解法

近日，以“希望”为题的第九届百达摄影奖（Prix Pictet）入围作品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该奖项每隔18个月举办一届，每届围绕一个关键词展开，都是与“可持续”相关的主题，前几届的主题包括水、土地、生长、空间等。相比之下，作为本次主题的“希望”就有些不同，它并不关注与一件特定实物相关的问题，而是一种建立在主观认知之上的愿景。

展览共展出了十二组作品，其中一些采用传统的纪实方法。来自孟加拉国的摄影师沙希杜尔·阿拉姆用镜头讲述了一位名叫哈杰拉的女人的故事。哈杰拉曾遭受暴力，被迫卖淫，经历如此悲惨，却在成年后用积蓄建立了一所孤儿院，收养了几十名孩子。阿拉姆拍下了她作为母亲的样子，她教他们识字，给他们洗澡，为他们买新衣服。受之黑暗，授人以光明，哈杰拉身上的人性光辉感染了阿拉姆。

爱尔兰摄影师伊沃·普里克特连续几年在中东地区报道打击ISIS，他拍下当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也从生活秩序重建的角度去看待人们做出的努力。尽管他人之苦难，对于站在照片前的人来说仍然十分遥远，但“看见”本身就是力量，能唤起共鸣与同情。

一些“希望”生于痛感。罗斯·麦克唐纳用静物摄影的方式拍摄了一组假肢的照片。在白色背景的衬托下，图像是去情绪化的，通过背景说明我们得知，这些是摄影师在阿富汗贾拉拉巴德医院收集到的假肢，它们原本的主人在换上了更好的假肢之后，把这些自制的假肢留在了医院。照片引发了一种复杂的情绪。一方面，尽管图像客观节制，我们仍能想象身体部分的缺失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它把我们引向阿富汗暴力和血腥的冲突。另一方面，在经受苦痛时，这些假肢的主人似乎即便是制作假肢也想展示自己的独特，画面的细节透出乐观与坚韧。

这些摄影师把图像当作结果，也有的把摄影当作过程，传递着希望。

南非摄影师亚莉克希亚·韦伯斯特曾在一次拍摄过程中被人询问：“我能得到这些照片吗？”“不能。”韦伯斯特回答。那一次，她感受到被摄对象的遗憾与怒火。“摄影总是利用形象——特别是穷苦的人们，去达到其他的目的。而他们却没获得任何好处。”这样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她脑海里。于是，她决定开展一个名为“街头工作室”的项目，改“索取照片”为“赠予照片”。韦伯斯特在世界各地的难民营搭建临时影棚，邀请那些很难获得照片的人和他们的家人拍照，然后将这些照片赠予被摄者。摄影对韦伯斯特来说不只是最终的结果，也是过程，它体现了一种拍摄者与被摄者共同的愿望。

另一位南非艺术家罗宾·罗德在约翰内斯堡开展了一个社区项目，邀请当地的年轻人作为他的助手，完成作品。这些年轻人所在的社区充斥着暴力和毒品，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罗德把几何学、数学、物理等知识和绘画涂鸦的街头艺术融合，使这些还未对世界形成认知的孩子不至于误入歧途。他的艺术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人产生了联系。

阿塞拜疆摄影师雷娜·阿芬第拍摄了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片仍然保持农耕传统的村庄的日常生活，在全球化浪潮中，手工的耕作形式已渐渐被机器取代。阿芬第用逆光与方画幅这样既有稳定感又唤起怀旧的形式拍下了一些场景，仿佛想要留住这田园间的美好。在她作品对面，纳米比亚摄影师玛格丽特·考特尼-克拉克把镜头对准了她的祖国，旅游业与矿业是这片贫瘠土地的支柱，在外国资本的觊觎下，当地人们的生存状态依然堪忧。盛装的女人翩翩起舞，前方长不出绿叶的枯枝上点缀着消费者留下的瓶盖；一条红毯孤零零地铺在沙地上，就像是狂欢过后的落寞。残酷又魔幻的现实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发生。一张照片里，枯树无力又倔强地活着，这让考特尼-克拉克想到了自己，她在拍摄期间罹患癌症，这个项目也被她视作走近自己内心的一次旅途。

百达摄影奖并不拘泥摄影的形式，“可持续”议题的呈现手段并不只是传统的纪实，“希望”主题的大奖得主乔安娜·乔玛利的作品《一切都会好的》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作品的背景是2016年发生在科特迪瓦大巴萨姆海滩的恐怖袭击，乔玛利注意到，恐袭过后，这个宁静快乐的小镇仿佛蒙上了一层阴影，她想用艺术来愈合沉郁。乔玛利拍下了一些当地的景象，打印在画布上，然后在图像上刺绣。这种独特的结合手段带来一种特殊的魅力，就像一种疗愈，恢复人心的生机。

南非摄影师基甸·孟德尔曾在上世纪90年代记录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离开南非时他把一些底片交给朋友保管，由于意外，这些底片与空气和水接触，产生了腐蚀的痕迹。孟德尔被这些自然和时间的力量打动，就好像我们对记忆的回访，有些被抹去了，有些依旧深刻。卢卡·福利亚用调查的方法去拍摄各种地貌，消防队有控制地主动燃烧土地来防止更大的森林火灾，接上脑电波监测仪器的人面对山岭荒野记录自己的心境变化，这些照片展示了人类在当下试图理解自然的努力成果。

珍妮尔·林奇与阿沃斯卡·凡·德·莫伦把镜头投向自然，林奇用大画幅相机拍植物，但细看，她拍的不是植物本身，而是拍植物与植物所形成的空间，林奇在每张照片里纳入不同物种的植物，它们在大画幅形成的景深效果中，清晰又模糊地共存。尽管林奇并没有明确地赋予一种意义，但在展览语境中，一种分离又融合的姿态引发人去想象一种健康的人际关系：种族、性别，乃至个体，尽管各不相同，却总能站在一起。凡·德·莫伦时常会带着相机去偏远地区，感受无名的风景。她的照片不同于我们通常对风景的定义：奇险、壮美或是色彩斑斓，我们甚至难以去定义其中的元素是山、是石，还是水，而正是这样的观感，指向对未经定义世界的探索。凡·德·莫伦解放了那些被赋予的意义，请求人们用更纯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

十二组作品从多样化的视角和方法，切入了多样化的议题，它让我们看到世界上仍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同时让人心怀希望。值得一提的是，由于2020年全球疫情大流行，百达摄影奖的展览和奖项都受到了影响，而尽管主题是在2019年评选的，但此时此刻，“希望”显得尤为重要，它不止于展览，也是全人类面对当下需要共同思考、参与和应对的问题。

关键词： 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