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近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自由长旅·杨刚艺术展》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展览汇集了杨刚不同体裁、多种题材约160幅代表性作品，全面呈现了他在艺术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吴冠中先生看到杨刚的水墨大写意，曾对多人评价说：“中国水墨画数五个人有杨刚，不，数三个人也有杨刚。”晚年杨刚进入亦中亦西的画境，一手水墨，一手写意油画，这次展览中的大量作品几乎都是第一次展出。很多人都感到惊讶，那些精细的工笔画和大写意竟然是同一个人所作。
11月27日，杨刚的夫人董正贺及女儿杨肖在展馆现场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回顾了杨刚的艺术人生，讲述了她们向中国美术馆捐赠30件杨刚代表性作品的初衷。她们表示，杨刚的作品有很多都不为人知，这次展览缘于文旅部基金项目和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的支持，就是想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他、了解他，而捐赠后还可以在学术层面进行研究交流，比放在她们手里好。
他的东西如果就这样被埋没了，我们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董正贺坦言，这次筹办杨刚艺术展很大一个起因是很多老同学向她提出要求，“杨刚去世之后，很多了解他的人跟我说，杨刚太低调了，他的东西如果就这样被埋没了，我们觉得挺对不起他的。你应该做一件事，让大家认识他、知道他，看看画画的人画到这种程度不是不可能。”
杨肖本职工作就是研究美术史，她担起这个重任，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父亲杨刚的画作、文字和影像进行梳理、断代和归档，充足的材料令这次展览的叙事更为丰富翔实。
“我爸觉得办一次展览太浪费时间精力，他退休以后一直就是埋头画画。我们从他去世的第二年开始筹备展览。其实他所有的作品他自己都记录在电脑上，给我们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一些不那么清楚的，我通过当年的展讯、出版物等各种渠道查证，再向他的老同学或者看过的人求证。即便如此，他早年的代表性作品都找不到了，比如1974年他有一幅油画叫《打靶归来》。这次很多人一来就问，说特别希望能看到《打靶归来》，因为印象太深了。”
杨肖感触最深的是，这番梳理让她清晰地了解到父亲杨刚从老中央美院附中到中央美院再到北京画院的艺术历程，她总结为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结缘绘画、走向科班；第二时期是深入生活、草原为师；第三时期是美院深造、关注日常；第四时期是入职画院、转向水墨；第五时期是解衣磅礴、亦中亦西；第六时期是入境庐中、臻于化境。
杨刚1946年出生于河南周口，三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他的父亲是农业科学家，因为援藏而常年待在西藏。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是西北军名将李鸣钟的女儿。杨刚少年时期就喜欢上了绘画，曾在四舅的带领下拜访蒋兆和先生，蒋先生教导杨刚“要多画写生”。他后来在小学美术老师常锐伦先生的引导下迷上速写，一到放学、周末就去街头画速写。17岁，杨刚“背着一麻袋速写”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温葆、王德娟先生的引导下走上科班道路。因为“文革”，杨刚这一届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延迟7年分配。他后来到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文化馆任馆员，一待五年，跟着乌兰牧骑深入大草原放牧，到贝子庙临摹壁画，还向当地的工笔画家包世学等人学习当地的创作。
杨刚后来考上“文革”后中央美院首届研究生，浸染在叶浅予、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启功等名师云集的氛围里，又往访关良、程十发等江南名家，问道切磋。杨刚分配在刘凌沧先生指导下的工笔重彩组，摩挲古画，赴敦煌实地考察，临摹永乐宫壁画，逐渐感受到传统绘画之魅力。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风气渐开，西方最新的艺术观念纷至沓来，杨刚的艺术观念为之一新。而且那时候杨刚正和就职于故宫博物院的书法家董正贺处于热恋时期，心情甜蜜，生活安稳，令他沉潜于传统。他研究生毕业创作的《迎亲图》极为经典，就是由“宏大叙事”转向“日常生活”的典型作品。
1981年，杨刚到北京画院，专职从事艺术创作。北京画院不用坐班，氛围自由，很符合杨刚的散淡性格，他如鱼得水潜心创作，以工笔画为主创作了《韭菜花》《妈妈湖的传说》《套马图》等，笔调细腻地描述日常生活。而后他开始在书法上下功夫，临习《书谱》、怀素、泰山石刻、米芾等，最为重要的是，杨刚喜欢草原，喜欢酣畅淋漓的感受，他觉得工笔速度太慢，逐渐转向了水墨写意。
1996年，杨刚50岁，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超越自我——杨刚艺术展》，展出大量水墨大写意作品，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后来他重启油画创作，中西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写意油画。自此，杨刚有意识地在艺术历程上不断思考和求索亦中亦西的道路。2006年，杨刚从北京画院退休，为他的工作室起名“入境庐”，典出陶渊明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杨刚说：“我一进入境庐就感觉到了天堂，一拿起画笔或者思考艺术问题的时候就感觉有神仙附体，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候。”
我跟杨刚在一起42年，我觉得真的是挺幸福的
夫人董正贺深有体会的是，杨刚一直觉得生命有限，愿意做很多尝试，以至于在50岁时又重新画油画，“油画家艾轩跟他是同班同学，他们从附中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互相敬佩，杨刚到北京画院不久，艾轩也到了画院，又成了同事，关系特别好。有一次在食堂吃饭，艾轩跟杨刚打趣说：你看你不画油画了，我少一个竞争对手了。他最后还说：你不画油画太可惜了！”
她记得当时杨刚画水墨画得正顺风顺水，“有一天回来突然跟我说，我还想画油画。我说你愿意画就画吧。从那儿开始他真是一心一意画油画。因为屋里条件差，他从头一年的入冬开始到下一年的入春前集中画油画，这是他的油画季，因为冬天干燥松节油的味道小一点。热天湿润，他就画水墨多一些。少半年油画，大半年国画，后来有20年时间他一直就是这个状态。”
杨刚还有一个特点，“他画画，别人一说好，我就想完了，这个到头了，他肯定不再这么做了。这也是杨刚最重要的性格特质，他无论做什么，都会再变革一下，哪怕是失败，他说没关系，这个不可能，我试试那个，对我一定是有补益的。所以他不是大家都说好就行了，他一直在挑战。”
董正贺在故宫写了一辈子书法，她后来特别敬佩杨刚大写意的书法用笔，“他的线是立体的，是有深度的，这对支撑他画面的结实结构绝对至关重要。他大概将近50岁时也说过，如果没有书法作为支撑，他很难完成这样的大写意。其实书法就是用线构成的，毛笔的弹性和特殊性，完全进入到他的画里去了，那就是他的中国画的自由王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叫‘书画同源’，我觉得现在的人对这个理解得有点简单，其实书是基础，他对书法最后能够领悟到这点，我也很佩服他。我们在家经常讨论，比如对书谱里一句话怎么理解，毛笔的使转怎么交代，有时互相说服不了，有时过后一想对方理解的都还挺对。从这点上说，我跟杨刚在一起42年挺知足的，我觉得真的是挺幸福的。”
在夫人眼里，杨刚在生活上没要求，别人很难讨他开心。“有一次人家送他一条名牌腰带，他撩起衣服说，你看，我穿松紧带的裤子。杨刚第一次受邀去美国伯克利大学、哈佛大学讲学时，人家叮嘱说杨老师您要穿西装。他跟人家说我不穿有领子的衣服，那我不去了。后来人家说您穿个衬衫行不行？杨刚那次在讲坛上破例穿了一件灯芯绒衬衫，那张照片现在还有。他去世时我们家一大摞都是他的绒衣。”
杨刚喜欢草原，喜欢蒙古族人，对此董正贺感叹道，“草原对他的影响是一辈子抹不去的，这个展览的一百多张画里，有四张是他画的不同的草原婚礼。杨刚跟我说过，他说你看草原婚礼的时候感觉那些人都是透明的，特别真诚，没有虚伪，一点纱都没有。他还说蒙古族人喝酒就是特别希望你也喝醉、我也喝醉，不会说你喝醉了我不喝，没有一点儿假的。他说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可爱多率真，因为他本身特简单，所以他自己就觉得他也适合生活在这个群体里。”
多年以前在香港办杨刚个展，开幕式别人都西装革履，“他的装扮却是圆领T恤，大短裤，光脚穿凉鞋，他说我平常就这样画画，他们办展我为什么要大热天的穿西装。”杨刚喜欢马，香港朋友邀请他去看赛马，特意留了包厢，“他说我就坐老百姓的看台，离马近，人家也没辙。散场后他特意走后边看马，香港马会的马特别高级，身上的毛都剪出了花纹，他说，我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马。我印象很深，当时连牵马的人都带着领结很绅士，就我们俩穿得特随便，他说没事儿，马我也看了，也摸了。所以我现在能体会到他画的这些东西特接地气。”
别人都说他特别刻苦，但我觉得他是沉浸其中
杨刚在女儿眼中什么样？杨肖说她最感动的首先就是父亲的纯粹，“他说我的艺术观念就是：艺术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体验就直接通过艺术表达。他认为，人们看到他的画，就像看见他这个人了。父亲在中央美院的毕业创作工笔长卷《迎亲图》对他很重要，代表着他艺术观念的一个转折，也就是从表现各种宏大的题材，转向了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之美、风俗之美。他退休以后又画了好多次，用不同的媒介不断地尝试这张毕业创作。他后来并不喜欢提及自己在‘文革’时期入选全国美展的那几幅主题性创作，即便那时候画得也非常真诚，但家里一张原作也没有了。但当时那些发自内心、贴近生活的日常速写都留下了，包括这个展览题目《自由长旅》也是他生前自己起的名字。他画过30多幅题目叫《自由长旅》的画，有油画、有水墨，开始还想拿其中这幅小画当主题海报，最后我还是选了我爸很喜欢的《登上山顶》。”
在杨肖看来，杨刚不是那种特别威严的父亲，“他脾气好，就像朋友一样，我妈老说我跟他没大没小。我小时候他老带我去他的画室，他在画院的工作室不大，有个案子，还有面墙可以看画，所以他的画也都不太大。我太了解他作画的状态了，他经常都是坐那听一会儿音乐，然后起来在案子前面画。我有时候在旁边画着玩，他就过来站着欣赏一会儿，也不说什么，然后回去接着画。家里一般处理外面的事都是我妈管的多，我爸就是画画写字、听音乐、散步、看书。他读大量的书，藏书包括哲学、艺术、美学等等，有很多。”
记忆中有很多场景让杨肖历历在目，“我爸在家特别勤奋，他每天5点多就起床，吃完饭先写书法，我喜欢看他写怀素。然后他遛会儿弯，再去画室。下午很短地午睡一会儿，又去画室一直画到晚上。他常年如此，是我们家生活习惯最规律的。吃过晚饭，他还会自己用绘声绘影做很多小电影，包括 photoshop这些软件他也会用，他是我们家最精通新技术的人。他一直都喜欢研究各种媒介、各种技术，80年代他就有一个数码摄像机，他会拍他的画，出去散步也会拍些片子。比如下雪了，他就拍了很多地上的雪痕，压着雪的树枝、天空，随处都是他的灵感，最后还能剪在一起。别人都说他特别刻苦，但我觉得他是沉浸其中。”
杨肖印象很深，“我爸说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还爱哭鼻子，特别敏感，像小女孩，中学时代他就特别想练得强壮。他小时候喜欢读《三国》，特别崇拜关云长，后来喜欢看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还特别爱读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他还很向往西伯利亚高原上那些勇士的生活。他有一种英雄主义，还有一种特别浪漫的理想主义。他说1969年是自己跑去下乡的，当时学校里停课闹革命，不许画画，互相批斗，他很压抑，就写信给已经去了内蒙古的同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私奔草原’。”
杨肖最有感触的是，父亲杨刚对身外之物不太关心，也不怎么关心周围的人在世俗层面上获得了什么成就。“他更在意的是他的知音、他最崇敬的老师对他的看法。他最欣赏的艺术家很多也是与他不在同一时空的艺术家，比如梵高等等。他说最后一切都没有了之后，不论这个人在不在，有些东西是永远的。什么时候看到这些作品，人们就会理解他，他觉得这个是最贴近于本质意义上的艺术。”
在杨肖看来，父亲特别善于吸取每个阶段遇到的老师的长处，而且不断自我探索，“很多人都说他的作品没法模仿，完全就是才气逼人。这次馆里挑的藏品有多一半都是他的速写作品，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眼光，这种东西才能真的见出一个艺术家的功底和素养，最适合美术馆做系列性的收藏、研究。”
杨肖特别尊崇父亲对艺术的钻研，“很难从艺术技法或者某种观念说他，他是把所有的都融在他自己要表达的画里了。比如说这幅《乐队》，有的人就说它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也有人说既是一个乐队，后面又像全是律动的音符。可你说它是中是西？他表达的似乎是一个西方交响乐的题材，但他又用的是水墨。包括他的签名也有意思，2001用的是数字，中间是一个印章，后面的‘刚’既有现代形式的构成感，但又是书法用笔。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很难说它是中是西，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别人看到这张画首先是共鸣，是感动，是联想，而不是说它是什么画。”
人世有代谢，我只尽我这一代应尽的责任
2019年4月，杨刚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去世前几天，杨刚曾说：“第一次手术后，我已深入考虑过死生问题，当时也创作过一些作品有所表达。这个时代的绘画责成我开出新的局面，但人世有代谢，我只尽我这一代应尽的责任，后面的事由后来者做。”
自11月底《杨刚艺术展》开展以来，热度不减，他的画震撼了许多人。董正贺特别感慨的是，很多老朋友，包括央美老师没打招呼就来了，“开展那天何家英先生过来一看，几乎每张都讲了一遍，他说我要让所有的学生都来看看。他说画家最难的就是技不压身，西画的国画的十八般武艺各种全都有了，最后怎么办？他说了一个词，叫‘混’的功夫。央美老师王玉平，也是刚开展不久就来看展，他说自己是第一次这么全面地看，特别激动。有的朋友说，想模仿他超越他，很难。”
摄影人许涿跟杨刚是从发小到白头翁的老友了，他特别为杨刚感到欣慰，“很多人说，很久没看到这样高水平的画展了，我也很激动。我们俩不是亲情胜似亲情。杨刚离世已两年半多，但他的憨厚包容、认真执着仍让我难忘。杨刚内心感情很丰富，他的画里全都是美好。我觉得杨刚在绘画上是个天才，一个不断探索创新的天才。”
在展厅里，看内行的人说，杨刚的笔触肯定，线条灵动，有草书的用笔，笔断意连间，有他对自然、对人生的理解，很少能有这么融会贯通的艺术家。更多的人似乎要算外行，他们站在画前，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眼里带光。有位中学老师看《韭菜花》时，感动得快哭了，他说他知道内蒙古人有吃韭菜花的习惯，现在还可以看到画里的场景。他感叹这画太美了，把他梦中的感觉留了下来。上岁数的人往往会停在《打太极》《北京大妈》前发出会心的笑，他们说画得好玩，却不失温暖。有个老爷爷，穿着环卫工的衣服，指着《白毛风》冲孙女连声说，“多棒呀，多棒呀！”
还有位老爷子趴在展柜上看《迎亲图》长卷，从这头看到那头，来回来去，一遍又一遍，嘴里不停念叨“一点办法没有”。别人问他此话怎讲？他有点激动，“他太有生活了！他在内蒙古待了好多年，过放牧的生活，这些都是从他脑子里滚出来的东西啊！你看看，他捕捉的动态，绝了！你看看这马画的，很像唐马，那么雍容华贵，又那么健壮！还有那些人，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有无尽的想象。现在的人怎么可能有那种生活，这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嘛！”
在杨肖的记忆里，父亲一直在画，一直到查出癌症还是天天在画，在写。“他手术之后元气大伤，最后一年瘦得厉害，后来他就不想再做化疗了，他说我还想画画呢。就是化疗期间，他也每天都去工作室，有时候太难受了，就躺着睡一觉。”在董正贺眼里，杨刚就是一个画画的虫子，“他在画上永远不满足。他后来说：我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画画的，不能画画，我也就没有意义了，这世界也没意义了。”
文/本报记者 李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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