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广州城,名曰“蕃禺”(番禺),这一名字因何而来?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汉式铜鼎揭晓了答案,其中一件鼎刻有铭文“蕃禺”,它佐证秦汉时这里为南海郡治,后为南越国都之地,也即今天的广州。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让南越王第一次正式“进京”,为人们开启一段探古寻幽的奇妙旅程。
关于“蕃禺”名称之由来,众说纷纭,最主流的说法是广州城内的“番山之隅”。据郦道元《水经·泿水注》记载:“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禺也。”由于番山已不复存于广州城内,有人认为“番山”指今天的越秀山,隅即附近之意。无论作何解释,《史记·货殖列传》云:“蕃禺亦其一都会也”,这里是西汉时全国19个商业都会之一。东汉时期,“蕃”字去掉草头,成“番禺”。香港李郑屋汉墓出土的墓砖上的铭文即为实物明证。
秦末,来自北方的龙川县令赵佗自封“南越武王”,管辖广东广西福建和越南北部一带,之后臣服汉朝,经贸、文化交流频繁,岭南地区获得大开发,从陆地延展至海上,经贸交流远达东南亚至非洲东岸,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开辟。
赵佗沿用秦汉王朝的行政制度,譬如“预立太子”制度。南越王墓出土了“泰子”(即太子)龟钮金印,还出土一枚“泰子”玉印,为南越国太子专用身份凭证,亦在本次展览呈现。南越国太子是预设了,可由于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寿长百余岁,待他去世,太子已死,只能由孙子赵眛继位,自号“南越文帝”,展品“赵眛”玉印和“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即为实证。
展览中能看到世界唯一一套丝缕玉衣,它是南越王的殓装。丝缕玉衣代表了汉王朝皇帝和高级贵族的安葬等级制度: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第一代列侯用银缕玉衣,特殊的可使用鎏金铜缕。南越国的丝缕玉衣更多可能是遵循汉朝早期玉衣制度,另外南越国丝织手工业发达,丝线比金线更容易获取。
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岭南第一简”南越国木简,是南越王宫的纪实文书,反映宫室管理、职官刑律和社会风俗等内容。木简上的文字与同时期国内其他地区发现的简牍文字很接近,这也说明南越之地对中央王朝的认同。
早在秦、汉时代,岭南人就努力制造大型船只,开拓更远的航线。在广州出土的南越铜鼓上,船纹是最常见的图案,东汉陶船明器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这足证两千多年前,南越国的造船业已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行业。“虎头金钩玉龙带钩”“万岁瓦当”“蟠龙鎏金铜屏风托座”等文物展品体现了岭南地区汉、楚、越三种文化的互动与融会;而波斯银盒、蜻蜓眼玻璃、托灯胡人俑等随葬品,又述说着南越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此次展出了多件陶灯具(又名托灯俑),有意思的是,这些或头顶或手托灯盘的俑,皆跣足,多深目高鼻,有的戴耳环,有的缠头巾,体貌特征与汉人迥然有别,被称为“胡人”。有学者推证,他们很可能是汉代达官富人来自海外的掌灯人形象。足可见彼时广州作为“国际都市”的开放性及对海外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