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书业的兴衰浮沉

大雅于今已式微，海王村店古书稀。如何碧眼黄须客，卷尽元明版本归。

——瞿兑之

在文学家瞿兑之的著作中，保存着一则有关民国初年琉璃厂书业的珍贵史料，“琉璃厂铺有两三种不同之性质，一种乃旧缙绅卖闱墨，替新科翰林卖字，替会试举子制办书籍文具者。此种铺家，一自科举废而帝国亡，于是改贩教育用品，变成一种不新不旧、不伦不类的奇异现象。却不要看轻此种商店，北方几省学校书籍，大都由彼经手。”作者儿时即随其父瞿鸿玑定居北京，对京师的风土人情、街道变迁谙熟于心，亲身经历了清末以降琉璃厂书业的兴衰浮沉。那么，就让我们从瞿兑之先生的回忆出发，走进琉璃厂，一同领略近代北京书业的历史变迁。

善本渐稀：旧书业的式微

据《琉璃厂小志》记载：“琉璃厂，辽时京东附郭一乡村耳。元于其地建琉璃窑，始有今名。”自清代乾隆朝以降，北京的书店和字画、文具等行业逐渐汇聚于琉璃厂一带，帝都文人、进京士子无不来此访书，这条小巷成为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书业中心。经学家洪亮吉在《十五夜琉璃厂步月》中写道：“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帷车排巷窄，社火压场圆。浊酒呼朋饮，奇闻借客传。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肩然。”雅致的环境也非常适合文人清谈的品位，“书店门面，虽然不宽，而内则曲折纵横，几层书架，及三五间明窗净几之屋，到处皆是，棐几湘帘，炉香茗碗，倦时可在暖床上小憩，吸烟谈心，恣无拘束。”遗憾的是，1900年庚子事变发生后，在全球范围内印刷技术革命以及国内废科举、兴学堂等多种制度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琉璃厂的旧书业明显衰落。特别是在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十三经》《全唐诗》等国学典籍的销量大减，“除一二朝士好古者稍稍购置外，余几无人过问”。文光楼、富文堂等老字号书店所售的宋元珍本也鲜有国人问津，却大量被欧美及日本商人购得。来此购书的文人士子主要关注各大书店从上海贩运来的西学新书，甚至手持梁启超所列《西学书目表》按图索骥。时至民国，琉璃厂的古书业更显萧条。自乾隆、嘉庆年间即来此经营、独占半壁江山的江西商帮悄然解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新式书店逐渐取代老牌书局的市场地位。正如瞿兑之所述，各大书店纷纷转卖销路更好、成本更低的学校用书。悠长曲折的琉璃厂街见证了清末民初北京书业的兴衰浮沉。

译本盈架：新书业的兴盛

印刷技术的更新驱动了新书业的发展。1832年石印技术传入中国，1876年我国第一家石印所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试办成功。三年后，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点石斋印书局，首次采用照相缩印技术翻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佩文韵府》等木刻古籍。因其设备操作简便、印刷速度快、成品质量佳，加之此时进口机制纸的价格一再下降，石印术逐渐取代了雕版印刷术的主导地位。以赶考举子常用的《康熙字典》为例，采用石印法印刷的字典，每部售价在一元六角到三元之间，而采用木板大字刻印的线装本，每部售价在三元至十五元之间，且体积较大，不便于旅行携带。

1895年到1905年正是石印技术的繁盛期，作为时务新书编译出版的重镇，一大批石印书坊在上海建立，并纷纷在琉璃厂设立分号。晚清著名学者、浙江官书局总办俞樾在日记中写道，乘坐招商局的海晏、海定二轮（船）由上海赴天津仅用约70小时。由此可见，一本石印的《康熙字典》从上海四马路书坊印出，经客轮或铁路运送至天津，再转送至北京琉璃厂，全程大约需要五六天，便捷的物流渠道进一步强化了新书的市场竞争力。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作者吴趼人生动地描绘了上海石印新书对琉璃厂的冲击。在二酉书店的老板看来，那位叫王伯述的商人，“只管从上海贩书来，也不管大众行市。他贩来的便宜，就透便宜的卖了，闹得我们都看不住本钱了。”为了赢得商机，二酉书店的伙计甚至采取不当手段，用烂泥涂抹王家店铺的招牌，并在其上写作“等米下锅赔钱买卖”等讽刺语句。但此等雕虫小技完全无法扭转市场行情，随着石印本的大量涌入和数年后更为平价的铅印本的日益流行，琉璃厂的新书业渐趋兴盛。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等教育制度变革促进了新书业的繁荣。早在1898年，管学大臣孙家鼐就提出“学堂教育人才，首以书籍为要”，强调时务书的重要作用。戊戌维新时期，以《泰西新史》《西学丛书》《五大洲各国政治通考》为代表的主讲世界各国政治概况、史地常识的新学书籍成为各地士人举子争相购阅的对象。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各家石印书坊都在赶制新书。在北京琉璃厂，以第一书局、北洋书局、直隶书局、书业公司等为代表的主营新学书籍和教科书的书局大都由此进书。而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以出版教科书、启蒙报刊为主的机构，在开业之初即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设立分局，并直接为京师及直隶各学堂提供各类教科书。一时间，由上海四马路贩运至北京琉璃厂的时务新书“无不盈箱插架”，各路书商纷纷“思得善价而沽”。1905年，位于琉璃厂南侧，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京华印书局落成。该局全面淘汰了老旧的木版印刷设备，用石印、铅印批量印刷学部所编中小学课本以及京师大学堂的书报，逐渐成为北京的头等印刷企业。

除京华印书局外，自清末以降，在琉璃厂周边的南柳巷、椿树胡同、铁鸟胡同以及前孙公园西夹道等胡同内，还逐渐聚集起一批中小报馆及印字馆。近代北京第一份妇女报纸《北京女报》，维新派喉舌《中央大同日报》，以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白话小报《京话日报》《群强报》均于此编辑发行。以彭翼仲、陆泽、杨曼青为代表的报界名流在小巷陋室中践行“督政教民”的报人使命，成功地开辟出一条连接文化精英与底层民众的言论渠道，促进了民间舆论环境的发展。

双城书缘：琉璃厂的京沪交谊

翻阅鲁迅、胡适、容庚等学者的日记，既能看到他们走进专售宋元珍本的书肆遍访珍本，也能发现他们在商务、中华等书店中选购新书。在各式各样的阅读回忆中，有关上海与北京的记录几乎无处不在。新旧交织的琉璃厂街，为学者们读书治学提供了更多元的线索、更丰富的机会。从“善本渐稀”到“译本盈架”，琉璃厂书业的兴衰浮沉仿佛一面镜子，映照出近代中国文化重心的演变。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的制度变革，石印、铅印技术的发展和津沪通航，既导致琉璃厂旧书业的式微，也促使北京、上海这两大文化之都更为紧密地互联。正是这种联系，为古朴厚重的北京文化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新潮，也为日新月异的上海文化增添了些许温暖与安宁。历经百年沧桑，这份延绵不绝的“双城书缘”依旧牵动着京沪两地文人的心灵。一代代书家的励精图治，为的只是奔赴下一场人与书的相遇。

关键词： 琉璃厂 书业 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