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电影相比,话剧似乎很少以代际来划分戏剧创作者,但作为一种寻找共性的标签,却也不失价值。戏剧界的中生代导演们,或许不一定年龄步入中年,但大都通过创作获取了多多少少的资源。10月19日第三场乌镇戏剧节“小镇对话”中,孟京辉与刘畅、杨哲芬、何念三位来自京沪鄂三地的中生代导演展开对话。
不敢表达,但却找到聪慧的表达方式
来自沪上的导演何念,上戏毕业后便进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高产一直是他的标签,最多的一年做了七八部戏,连孟京辉都惊诧于他的创作能量,“我们还聊着呢,人家已经做三部了”。
前段时间,何念甚至挑战同一时期做三部戏,“开始时我也一直思考这样行不行,那段时间的工作状态是一天三班,但结果是每部都比我单独做要好。做第一个戏时有很多问题,第二个戏排着排着帮我解决了第一个戏的问题,第三部戏则又交错解决了前两部的问题。”刘畅在一边补充道:“这叫自己偷自己的。”
这些年,何念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一定要做观众喜欢的东西?“这两天我们在上海做了一个关于母女关系的戏,制作人认为是青春喜剧,但实际我们想做的是青春亲情。这种定义上的偏差,其实是和观众的喜好有关系的。”
在何念看来,我们创作者之间也是在吵架中找到自己坐标的,“我们在不断的创作中要挑战自己的表达,刚毕业时不敢表达,会有禁忌,现在依然不敢表达,但却可以找到聪慧的表达方式,与观众充分交流,就像那种说了又好像没说,但其实又说了。”
而公认的票房导演孟京辉则表示,“导演是在观众认可后才可以轻装上路的,没有任何一个创作是不在乎观众的,但绝对不能观众要看什么我们做什么,有时越想到观众越做不好。”
不在文化中心,一切都要独自去面对
执教于武汉传媒学院的杨哲芬,身处不在文化中心的武汉,在她个人强大的愿望和自己要走的路之间,她就一个字“难”。“乌镇青赛获奖后,我有了一些机会,比如做《幺幺洞捌》的副导演,《李焕英》话剧版的导演,在北京上海做戏,赖老师形容就像进入了一个机房,你只需要看机房内机器的灯亮不亮,其他不用管,但是回到武汉,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自己准备,一个人独自去面对。”
杨哲芬的出道和创作,是伴着乌镇戏剧节的轨迹一路成长的。这次已经是她第六次来到乌镇,“作为对谈嘉宾候场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看着我一年年的变化,为我高兴。我的记忆也一下被拉回到2015年,第一年是参与小课堂,我的报名资料至今还存在乌镇戏剧节一直沿用的邮箱内;2016年我来参加嘉年华;2017年是青赛;2018年是青赛参赛作品返场;2019年是作为嘉宾来参与分享;2021年则是带着作品来参演。虽然我们不在文化中心,但是要坚持。是乌镇戏剧节告诉我:你可以。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就要去做。我们常说:相信一切会好起来,这是半句话,相信的同时一定要去做,喘一口气再加油。创作者应该相爱,不在京沪的创作者,团结的力量就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