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北京时间10月7日，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出人意料地成为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贝尔奖官网发起的投票显示，93%的读者从未读过他的作品，颁奖典礼直播时，很多人甚至对获奖者的姓名都不明所以。如此结果或许与近年来深陷舆论漩涡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放眼世界”、注重“多元性”的承诺不无关系，但古尔纳的作品确实有着独特的文学魅力和思想深度。
身份认同和流离失所是叙事核心
移民是一种很深刻的生存经验，其中纠缠着许多关于生命的主题，如语言、记忆、孤独、时间、距离、故乡等。不管是从东非迁徙到欧洲，还是非洲内部的移居，身份认同和流离失所是古尔纳所有小说的核心。《离别记忆》（1987年）分析了主人公决定离开其非洲沿海小村背后的原因；《朝圣者之路》（1988年）描述了一个来自坦桑尼亚的穆斯林学生与他所移居的英国小镇之间关涉种族和文化的斗争；入围1994年布克小说奖的《天堂》探讨了尤瑟夫从贫民窟到阿齐兹叔叔宅邸的旅程；《令人钦佩的沉默》（1996年）的叙述者逃离家乡桑给巴尔的恐怖氛围后，在英国开始了新的生活；《海边》（2001年）中，刚到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的拉蒂夫·马哈茂德和已在英国生活几十年的故交相遇，彼此的过往一一浮现，同时又向对方揭示出意想不到的联系。
古尔纳的叙事基本以新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对身为移民的人物所产生的冲击为前提。遥远距离的穿越和个体身份的巨变，可谓是前世今生——前世无法摆脱，今生难以安顿。正如文化评论家保罗·吉尔罗伊所指出的：“当国家和民族身份被纯粹地表现和投射时，暴露在差异之中会使他们受到稀释的威胁，并使他们珍视的纯洁受到永远存在的污染。因此，必须防止交叉与混合。”当《令人钦佩的沉默》中的叙述者告知女朋友的父母她怀孕了时，他们用仇恨的眼光看着他，因为他们的女儿“余生将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污染中。她将不能再做一个正常的英国女人，将不能再在英国人中间过着简单的英国生活”。18岁时被迫离开家乡桑给巴尔移民英国的古尔纳，与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面临相似的挑战：“我必须考虑读者看待我的方式。因为我是在向那些自认纯正、没有文化或种族差异的读者展示自己。我想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故事能讲述多少内容，我的作品能传递多少知识，以及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理解。”
内外兼具的双重视角
虽然生活疆域的扩大和写作疆域的拓展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移民生活无疑丰富了古尔纳的创作，而其涉及至少两种语言、两片土地、两种生活方式的移民文学也呈现出宽阔的视野。这与他保持较高的美学标准密不可分，也与其身处中心和边缘的复合位置以及内外兼具的双重视角息息相关。古尔纳在其自传性作品《写作与地点》中声称他并非只是简单地记录自己的经历，而是使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之一：远离家乡的行旅提供了距离和视角，以及一定程度的宽广和自由。它强化了回忆，而回忆正是作家的腹地。”陌生感也强化了“一种生活被遗弃的感觉，一种人们被随意抛弃的感觉，一种永远迷失的感觉”。同样的感觉也困扰着古尔纳小说中的人物。尤瑟夫悲伤地想：“他的父母是否还想着他，他们是否还活着，他知道自己宁愿蒙在鼓里。如此状态下，他被遗弃的画面接二连三地在脑海中浮现出来。”而自从到达英国后，马哈茂德就从未与他留在桑给巴尔的家人联系过。想往前走的他却不由自主地往回看，“这些暴虐的事件在我头上晃来晃去，支配着每一个普通的行动……每一个记忆都在流血。”如此叙述对应着瑞典学院的颁奖词：“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与大陆之间难民们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洞察。”
保罗·吉尔罗伊认为：“新的仇恨和暴力不是像过去那样，来自对他者身份和差异的所谓可靠的人类学知识，而是来自无法在常识性的词汇中找到他者的差异这一新问题……混血是一种巨大的背叛。任何令人不安的混合痕迹都必须从整齐、纯洁的文化区域中剔除。”古尔纳的作品是对混合性的令人不安的力量的沉思，也是对殖民主义所培养的种族歧视的挑战。《令人钦佩的沉默》中的叙述者说：“我们交易的一部分就是被殖民化、同化、融合，遭受文化冲突，赢得一面旗帜和一首国歌，同时又变得腐败、饥饿，对一切满怀抱怨。这是一笔好买卖，我们尽微薄之力来完成任务，但仍不足以使那些过度敏感的爱国者感到满意。他们觉得让歇斯底里的陌生人危险地蹲在门里终究是一件令他们感到很不舒服的事情。”无论是种族、宗教、道德，还是社会差异造成的“他者”状况，都在古尔纳的小说中获得力道十足的刻画。
没有恶魔与天使的二元对立
殖民时期的非洲作家出于对抗殖民政权的需要而本能地写作，而在叙述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状况时，他们又不自觉地通过殖民者的镜头来呈现殖民历史。这些认为后殖民状况只是殖民主义在独立幌子下的延续，或者认为非殖民化的叙事可以投射到后殖民世界的作家，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困境。古尔纳似乎有意识地通过关注个体人物和突出他们的经历，以及整合多种叙事声音的方式来对抗这样的写作。他对后殖民空间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没有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描述为恶魔与天使的二元对立，更没有表现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如，《海边》既有土著人的残暴，也有殖民者的包容，而前者在《遗弃》（2005年）中不但对后者有救命之恩，彼此之间还发生了一场激情四射的爱情故事。
移民英国多年且用英语进行创作的古尔纳已不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非洲作家，而他的作品也确实超越了非黑即白的政治性写作，具有一种跨越种族和文化意义上的归属性。正如同为南非作家的戈迪默批评库切“厌恶一切政治和革命的解决方案”是他的一个弱点，同为东非作家的古尔纳认为恩古吉·瓦·提安哥同质化的写作并不能代表肯尼亚后殖民时期的现实。库切用一本经典之作《耻》向质疑他的人证明，小说既可以具备精湛的叙事艺术，也可以反映动荡的现实世界，而古尔纳则以十部长篇和若干短篇以及其他非虚构写作向人们展示，文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劳作结果，也可以是一个作家良知和道德的体现。因为，本身就具有批判性的美学是他们写作的最高标准，也是其文学事业的最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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