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寻蜀记》，是作者萧易十九次与《中国国家地理》同行的发现之旅。作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书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这些文物串联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深厚的人文历史。
今年，古老的三星堆又带给世人惊喜，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象牙、金面具、青铜鼎尊人像等，这些自成体系的文物，被古蜀人用于祭祀，追忆和崇拜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无所不能的神灵，向后人展示着他们天马行空的幻想。除了三星堆，四川可谓中国考古的宝藏，最多的汉阙、崖墓，最多的佛教石窟，自成体系的道教石窟，最集中的宋代石室墓……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给了我全新的角度去书写四川历史。
中国汉阙大半在四川
说起“阙”，中国人可能都会吟咏几句诗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这也难怪，单是《全唐诗》中写到“阙”的古诗，就超过了千首。
“阙”，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门观”，晋人崔豹的《古今注》说得更为具体：“阙，观也。古者每门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则可远观。”“阙”是中国古代竖立在城市、宫殿、祠堂、庙宇、陵墓两旁前的标志性建筑，用途不同，自然也就分为了城阙、宫阙、祠庙阙、陵墓阙。
汉代是“阙”的极盛时代，“汉阙”一词由此得名。汉朝创立之初，丞相萧何在长安营建未央宫，除了前殿、武库、太仓，还修筑了东阙、北阙。汉高祖认为天下未定，就修建如此壮丽的宫阙，实在太过奢侈。萧何答道：“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换句话说，巍峨壮丽的东阙、北阙，就是大汉帝国威仪的象征。
诗词中的汉阙汗牛充栋，留存至今的“阙”却是凤毛麟角。中国现存汉阙45座，其中四川省24座，山东省11座，河南省3座、江苏省1座、重庆市6座、北京市1座，又以四川省最为集中，独占中国汉阙的半壁江山。四川的汉阙，广泛分布在绵阳、雅安、梓潼、芦山、德阳、夹江、渠县等地，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的梓潼李业阙，是中国迄今最年长的汉阙。
四川的汉阙，以陵墓阙最为常见，它们是一些礼仪性建筑，立在帝王将相、文武百官陵墓墓道两旁，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普通百姓是不能用“阙”的。汉代蜀地的殷实之家，则大多选择在崖墓中安葬，所谓崖墓，即在岩壁上凿穴筑室，并仿照墓主生前生活，分割成享堂、墓室、盥洗间、厨房诸多空间。汉代，崖墓在四川盆地盛极一时，密如蜂巢般分布在长江、涪江、岷江、沱江、嘉陵江、郪江及其支流两岸岩壁上，如同满天星斗一般遍布四川的丘陵山地，成为汉人灵魂栖息之所。正如陶渊明在《挽歌》中吟唱的那样：“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
崖墓中的彩绘，出土的画像砖，石棺上的雕刻，则打开了一扇了解汉代人生活的窗口：高深的宅第中，墓主与宾客席地而坐，举杯畅饮，在钟、磬、鼓、排箫、笙、瑟等多种乐器的伴奏下，舞女挥舞长袖翩翩起舞，表演着汉代流行的“长袖舞”……
在汉人看来，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于是，许多崖墓中时常重复着这样的场景：墓主穿越天门，来到昆仑山拜会西王母；西王母端坐在龙虎座上，世人梦寐以求的不死药，由活泼的玉兔、蟾蜍捣制着，三足乌、九尾狐往来穿梭；生着双翼，长着长耳，赤身裸体的仙人自在遨游……两汉时期，对西王母的崇拜达到顶峰，中央政府甚至设立专门的官员负责西王母的祭祀，汉人无不幻想死后能升入仙境，遨游昆仑山，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
中国石窟艺术的下半阕
“西风残照”的汉阙与“视死如生”的崖墓，镌刻下了汉代蜀地的历史。唐代的蜀地，也是镌刻在石头上的，漫山遍野的石窟写下了唐人的故事、祈请。
唐广明二年三月廿八日（881年），陵州（晚唐辖仁寿、贵平、始建、井研、籍县五县，治所位于仁寿县）仁寿县桐林乡崇贤里，乡民罗靖走出家门，来到寺院，蜀地的春天姹紫嫣红、桃红柳绿，是一年中最好的光景。几个月前，他拿出积蓄，找来工匠，为小儿之玉，开凿了一龛延寿命菩萨，今日已完工了。菩萨头戴宝冠，宝缯垂肩，面部饱满，身着天衣，璎珞蔽体，善跏趺坐于双层方座之上。
不知罗靖可曾听说，两个月前，当今天子唐僖宗逃到了成都，黄巢义军在长安焚烧市肆，掠夺财产，诛杀官吏、皇族，长安城形同水火。晚唐天下纷乱，时局动荡，老百姓的命运如同一叶扁舟在狂流中颠簸，生活安定、延长寿命成为他们在乱世中的渴望。石窟完工后，罗靖让工匠加上了两则题记：“敬造延寿命菩萨一龛永为供养”“桐林乡崇贤里……靖弟子为男之玉……延长造，因斋庆过……广明二年三月廿八日弟子罗靖供（养）”。
光芒千佛崖地处仁寿县顺龙村，现存37个大小龛窟，大多残损，荒草中插着几只未燃尽的香烛，乡民进山劳作，往往带把香火插在石窟前，荒野中的佛像才迎来久违的香火。顺龙村距离成都不过一小时车程，不承想到，就在这里，我找到了巴蜀石窟的新题材，延寿命菩萨此前仅在新疆吐峪沟、敦煌莫高窟发现帛画、绢画。
仁寿县境内现存坛神岩、牛角寨、渣口岩、千佛寺、杀人槽、两岔河、能仁寺等唐代石窟点。在四川，几乎每个市、县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唐代石窟，比如广元、巴中、绵阳、夹江、安岳、丹棱等。不管是分布点位，还是数目，四川石窟的数目都是中国最多的，改写了清人“唐盛宋衰”的论断，将石窟的历史延续数百年之久。如果说北方、中原写下了中国石窟上半部历史，巴蜀就是下半阕。
在考察石窟的过程中，重庆市大足区石门山一龛玉皇大帝造像，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柳眉杏眼，仪表堂堂，颌下一缕长须，头戴冕旒，身着圆领长袍，如同古时的帝王一般威严肃穆；龛口的护法神千里眼、顺风耳张牙舞爪、青筋暴露。在石门山三皇洞中，我又看到了天篷大元帅，它便是家喻户晓的猪八戒，幼时读《西游记》，曾想过这贬下凡尘前的天篷大元帅，该是什么模样？没想到却在这里与它不期而遇。题记显示，石门山是宋朝南渡后的作品，约开凿于绍兴年间（1131—1162年）。
《西游记》写的虽是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恐怕给读者印象更深的却是以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为主宰的天庭，以及它们麾下天篷大元帅、太白金星、六丁六甲、土地公公等庞杂的道教神祇。石门山给了我一个启示，根源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是要开凿石窟的，虽然这多少有违“道本无形”“道至隐，无状貌形状也”的古训。
道教石窟的数目，大约只有佛教石窟的百分之一，以四川省与重庆市数目最多，最为集中，这里古称巴蜀，是天师道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道教渊源。根据年代，我将中国道教石窟分为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个时期，除了元代，其他时期的道教造像都在巴蜀有发现。风格各异、题材多变的石窟，勾勒出道教在历代王朝的盛衰春秋，打开了一扇走进道教的大门，这也是“最中国”的石窟。
再现《东京梦华录》
宋代，伴随着中国经济中心南移，长江边的泸州，作为夷汉交界之地，乾道六年（1170年）升为潼川府路安抚使所在地，络绎不绝的迁徙者，或因做官、或因归乡，或因商贸，或因参军来到泸州，经由数代苦心经营，最终在这片土地上立足。一百二十年中，泸州人口暴涨接近十倍。
有意思的是，泸州也是中国宋代石室墓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境内的泸县、合江县有大量宋墓存世。每到夏天，隐藏在山包中的宋墓就被雨水冲刷出来。泸县罗盘山地处奇峰镇红光村，是个马蹄形山包，山腰分布4座宋墓，一、二号墓是合葬墓，同穴异室，共用墓圹。一号墓横梁上有则简短的墓志：
宋故陈公讳鼎，字国镇，享年六十一，官至承奉郎，时淳熙丙午十二月十三日，既大祥惟吉葬之，铭曰：隐其德兮微而彰，修其身兮抑而扬，亦既有子班簪裳，呜呼丞奉其不亡。
墓主陈鼎，生前曾任承奉郎，《宋史·职官志》记载，承奉郎为从八品，位列文官第二十四阶，官微俸薄。宋淳熙丙午（1186年）冬天，六十一岁的陈鼎在家中溘然长逝，并于同年十二月归葬罗盘山。
幼时看《水浒》，不少章节犹历历在目。第十三回《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索超与杨志在京师比武，索超“头戴一顶熟钢狮子盔，脑后斗大来一颗红缨，身披一副铁叶攒成铠甲，腰系一条镀金兽面束带，前后两面青铜护心镜；上笼着一领绯红团花袍，上面垂两条绿绒缕颔带；手里横着一柄金蘸斧”。陈鼎墓右侧武士，戴的是虎头形头盔，身披铠甲，腰上束带，胸口罩圆形护心镜，外罩长袍，手上握的恰好也是大斧，与索超装扮颇为相似。
《水浒》虽是北宋故事，北宋、南宋的武将装备其实并无太大区别，也就是说，这些栩栩如生的武士，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梁山好汉的再现，如同一部雕刻在石头上的《水浒》。
近年来，泸县文管所从民间征集了诸多石刻，文管所库房中，一排排武士、侍女倚在墙壁上，青龙、白虎铺满地面，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漫步其中，恍若穿行在北宋汴京城中。其中一件雕刻，弯曲的栏杆上，六名女子或吹笙，或托鼓，或奏笛，或舞蹈——这是瓦肆勾栏。
汴京城里勾栏众多，又以东角楼街巷最为集中，《东京梦华录》如是写道：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
汴京城里有三处瓦子，有五十多座勾栏，大的可容纳数千人，卖药、卖卦、博彩、饮食无所不备，令人流连。从泸县宋墓出土勾栏来看，在南宋的县城乡野，瓦肆勾栏依旧流行，那些曼妙的小曲、杂剧，依旧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千年之前的宋朝，曾在《清明上河图》中留下了繁华的气息，商旅云集，百肆杂陈；也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中留下了曼妙的记忆，瓦肆勾栏，繁花似锦。千百年后，随着一座座宋墓被发现，我们看到了宋人的焚香、宴饮、插花、乐舞，乃至他们的心灵与思想。
宋代之后，四川依旧有不少重要发现，江口沉银是中国继定陵之后，最大的明代考古发现，遗址出土的数万件金簪、银戒指、银簪子、银耳环，来自无数个朴素的明代家庭，城破之日，它们的主人被迫交出毕生的珍藏，尔后在无休止的战乱中香消玉殒，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张献忠屠蜀的残暴。此外，绵阳平武县的报恩寺，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寺院；泸县境内有明清龙桥154座，是中国最集中的龙桥群。
我们熟悉的蜀地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考古发掘则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诸多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仅是蜀地风华的再现，其背后的历史人物、家族浮沉，尤其是诸多小人物的命运，也将我们的视角带入历史细节与微观剖面。从这个角度而言，考古发掘，串联起了一本全新的“蜀”，它在传统的史书以外，可以触碰、感受。
作者：萧易 《天府广记》杂志主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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