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以‘跨界’的姿态处理北纬四十度问题，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文学评论家陈福民如此说道。关于这次历险，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负重前行，“历险”化成的新书《北纬四十度》近日与读者见面。
谈新书
绘制一幅别样千古江山图
《北纬四十度》是第一部围绕北纬四十度进行探究的文化大散文。陈福民以漫长的华夏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绘制了一幅别样的千古江山图。
赵武灵王、汉帝刘邦、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青年统帅霍去病、王昭君、刘渊、孝文帝拓跋宏、安禄山……这些历史人物，在陈福民的笔下，成为“北纬四十度”统辖的重要符号，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勾勒而出。
“北纬40°这个地理概念成为问题，进而成为我关注和写作的对象，并非灵光一现。”陈福民说，《北纬四十度》一书的立意、设想以及传达不是主题先行，是他从漫长的历史阅读当中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最早引起陈福民兴趣的是中学时读司马迁《史记》描写的战国名将李牧，“我想象着这类勇迈绝伦的古典武士，就有恨不能追随麾下的冲动和遗憾。”也正是从《史记》发端，陈福民逐渐留意与“匈奴”有关的故事。他说，在后来的阅读中，故事的主人公相继变成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等，但故事发生的地点场域，从来没有改变过——基本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线上。
几十年后，陈福民的思路变得愈发清晰，“我想通过这部书表达一种在北纬四十度上，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文明进程。”在新书《北纬四十度》中，陈福民从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开始，一直写到17世纪尾声康熙皇帝在乌兰巴托和葛尔丹决战，整个历史跨度2000多年。在回望历史的过程中，他更将自己的疑惑和思考彻底坦陈，比如，为什么在后来历史讲述和文学传说当中，赵武灵王声名不如赵氏孤儿，而通过深入历史腹地的探究，他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认为，北纬40°以内的中原定居民族对于骑兵战术运用，对于边地战马的选取，对于适合骑马射箭的服饰和弓箭长度材料选取，我们都远远不如北方游牧民族有经验。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学习少数民族的服装，改变了中原传统服装，使得骑兵骑上马以后操作非常方便之外，也学习了北方游牧比如匈奴人运动战的战术。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绩。
从赵武灵王到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容量。“我尽自己可能把‘二十四史’中与本书论题和人物故事相关的材料又摸了一遍，还包括各种断代史、专业史、历史理论及古人的笔记。”陈福民说，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不管抒情还是叙事，所有的基础都依靠史料的坚实和真实，无论怎么想象，都不敢虚构和史料上无关的细节。
谈“走读”
让知识扎根在大地上
写这本书陈福民花了四年，书中涉及的地方他几乎都走过。“在没有疫情之前，我几乎每年都要跑乌兰布统，看看那个地方的草原。”
独车独人，陈福民的“走”经常是孤独一人。北魏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葬在大同方山的永固陵。陈福民根据导航一路寻来，路上积雪“嘎吱嘎吱”，稍有不慎，车就会滑落到山下。而到了永固陵附近，甚至许多当地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雄奇、雄伟、壮美，并不属于这些历史遗迹，破败、堙灭、沧桑，与历史的消失，生命的消失勾连在一起。“很多时候，我都是满心苍凉。”陈福民说。
“但很奇怪，我在一个人走的时候，觉得生命特别充实，我会在车里把自己会唱的歌全部都唱一遍。”陈福民记得自己曾抵达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周围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在街边旅馆住下来，吃点蒙餐或者汉餐，找人聊聊天，与操着不熟练汉语的当地人攀谈，他们大部分人都称自己姓“云”。
无数次的孤身行走，陈福民甚至觉得非常奇妙。“当看到、感受到消失的历史文明的时候，人变得非常谦卑又非常渺小。而当自己有限的生命在与悠长的文明对话的时候，人又变得活跃、强大起来。”
陈福民因切身经历，自然切入进这些年正日益受到重视的走读文学。在陈福民看来，人文社科工作者与世界与知识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完全从书本到书本，从逻辑到逻辑，从修辞到修辞，对于新一代作者和读者而言，这样的讲述方式并不能令人满意。“走出去海阔天空，我觉得自己获得了生命的可靠性、完满性，生命得到了释放和舒展。这些也会反哺你的文字和思想，让知识扎根在大地上，扎在生命意识深处。”
“也正因为如此，我希望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普通读者相互沟通的研究性写作，我希望能够让那些躺在典籍中的冷静沉稳的知识活跃起来。”在陈福民看来，世上有很多美好的知识，只是它们有一副让人生畏的面孔。他常常会想，那些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书籍藏在书架里、书店里、图书馆里，被束之高阁，实在是太可惜。他总是希望有人将这些艰深的知识请下神坛，他觉得，文学知识分子也应该负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
但完成使命并不轻松。在陈福民看来，在过去时代，写一手好字，写一首好诗，写一篇好文章，就堪称知识分子。但到了21世纪，传统的知识正在发生裂变，这个世界所有知识和个体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希望重新建立知识和个体新的关系，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要重新打量、检验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陈福民说，他写《北纬四十度》，正是包含了这样的努力，同时他也分明感到身体内部某种东西在苏醒，“这种苏醒带来了表达、创造新知识的愿望。”
谈文学
仅通过文学说话还远远不够
无论怎样，关于这次文学历险，关于这次跨界写作，更包含陈福民对文学所处现状的深深忧虑。
“我一生都在文学里， 文学带给我特别美好的经历，带给我丰富灵魂的渠道和方法，我读了无数大师所创造的经典作品，真的觉得人类会这么了不起。”但陈福民也坦言，文学处理这个时代的人生经验，处理这个时代的人的精神问题，满足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需求，它所能提供的已不是那么圆满了，“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我们需要走出一条生路来。”
陈福民表达着这样的观点，一方面，他对于那些抱着信仰一样坚守文学的作家致以崇高敬意。另一方面，文学所遭遇的困境，并不是某些作家没写好，并不是说这些作家写好了，文学就可以得救。如陈福民所言，人们正在面临着文明的裂变，文学所依托的传统农业文明的道德价值、世界观在今天遭遇了特别大的挑战与困难。“这就需要作家冷静、客观地将这种裂变写出来，这就需要写作者反思自己长久以来建立的知识体系，重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知识系统，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观，去理解这个世界。”
“对我而言，以往接受的文学教育，以往所积累的文学知识，以往我处理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仅仅通过文学说话，但现在发现已变得不够。”陈福民说，他写这本书，因此也是求生的本能。
但陈福民一再说，他从未丢掉自己的老本行。作为文学工作者，他不时动用自己的知识工具，想象、修辞、夸张等，在引用史料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同时，转述史料则有意识加强叙述的现代性、节奏感、跳跃性，“我希望用文学的方式，使笔下的历史人物站起来，和大家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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