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也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帝国”一词,它有时用来形容某些超级大国,有时则隐喻那些财大气粗的跨国企业,但若问“哪个是世界上第一个帝国”,就未必那么广为人知了。有人说是埃及,有人认为是罗马,还有人相信是秦帝国,但事实上,埃及不能算是那种多民族复合的“帝国”,罗马太迟了,秦帝国则不仅迟,还有很多学者坚持它并非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帝国”。这个头衔最无可争议的归属,其实是公元前550年建立的波斯帝国。
迷人的根源
短短数十年内,这个大帝国席卷了“肥沃新月”的诸多国家和城邦,征服了埃及,近东各地在历史上首次被统一在一个国家政体内,尽管在希波战争中稍稍受挫,但它仍然成功存续了两个半世纪之久。部分或许也因此,当时希腊虽然是战胜方,但却从未停止对波斯帝国的迷恋,史学家阿米尔·马德希·巴迪说:“这一迷恋的根源只能解释为一种文明的非凡生命力和持续影响力,在二十五个世纪中凭借其德行、生活方式、风尚令所有人倾倒,无论敌友都试着去了解它。”
然而,像这样一个看起来盛极一时、几乎所向无敌的大帝国,到后来却被孤军深入的亚历山大大帝在短短一两年内征服——这还不是第一次,数百年后,作为“罗马帝国在东方永恒的敌人”,萨珊波斯帝国又被不及自身一半兵力的阿拉伯人迅速击溃;到蒙古崛起时,它又被轻易纳入蒙古人囊中。极少有哪个国家像伊朗这样,在漫长的历史上经历这么多的盛衰起落,即便看惯了兴亡的中华五千年,恐怕都比不上伊朗四千年有这么多苦难。
不夸张地说,伊朗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个案,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虽然早就形成了早熟的政体,但由于其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却难以抵挡接踵而来的内外部的挑战,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推倒重来,直到近代仍然步履蹒跚。
现在的首都德黑兰,在卡扎王朝1786年进占之前原本只是一个卑微的小镇,点缀着狩猎行宫和花园,但这个由土库曼人建立的异族王朝决定抛开国内那么多名城,从头建立一个新首都,它才由此成为伊朗第32座都城。
然而,这也意味着,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危机,伊朗内部总能涌现出一股新力量,从头收拾旧山河。因而又正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一次次扛过了毁灭性的打击,即便屡次被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阿富汗人等外族亡国,更多次濒临覆灭,但它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若论这两方面经历之复杂,伊朗可能都是世界之最。
破碎的心脏
为什么伊朗四千年如此多彩又充满血泪和波折?这可能首先得归结于它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伊朗高原处于欧亚大陆东西方诸大文明的要冲,西方的希腊/罗马、近东的两河/埃及、南部邻近阿拉伯半岛、北方是草原诸文明,而往东则是中国和印度。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伊朗这样,同时与旧世界的几乎所有主要文明接壤并密切互动。这是东西方之间的心脏地带,但却属于地理上的“破碎带”,难以实现自身的整合。
这既成就了丝绸之路沿线“波斯胡商”的名声,使他们开放地采纳不同文化的因素,并能在强盛时向四方扩张,但也使它变得格外脆弱,因为这个十字路口几乎吸引着各种纷至沓来的外部势力,乃是强敌环伺的“四战之地”,而再强盛的国家也总有出错牌的时候。
尽管伊朗国家在历史上不止一次表现脆弱,似乎轻易地就被外族征服了,但如果对比其他文明的表现来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极其坚韧顽强的。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和印度因其相对孤立和安全的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深厚的文明基底,幸存了下来,但两河和埃及文明,则在阿拉伯大征服之后,就都早已被同化得踪影全无。连小亚细亚的希腊-罗马文明,在经历了奥斯曼帝国的漫长统治后,现在也变成土耳其了。然而,伊朗哪怕迭遭入侵,被异族统治超过一千年之久,但它仍是伊朗人的伊朗。
说来吊诡,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其国家政体的结构性缺陷。波斯帝国的统治者一直是“万王之王”,内部包容着多元异质的独立半独立王国——这就是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入侵者能一击得手,因为帝国一旦战败,丧失威望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粘合剂能维系这个庞杂的组织不分崩离析了。与此同时,每个相对自治的单元却又能顽强地抵御外部的渗透和统治,而只对新的统治者表示象征性的顺从。这是一个“易于征服,但难以平定”的国家。
因此,伊朗历史上那些王朝的覆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社会有机体在内外部力量冲击下解体的结果,但正因为这一崩溃往往十分迅速,因而社会的基本组织反倒是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用中国人容易理解的话说,就像是“换了个皇帝,别的都没变”。亚历山大大帝无疑是个伟大的征服者,但他身后没能留下什么,促进民族融合的想法也以失败告终;阿拉伯人崛起时,波斯各地又望风披靡,甚至接受了伊斯兰教,但它的内核却依然故我,对阿拉伯帝国内部的异端来说,人人都清楚,伊朗是唯一一个天然的反对派活动基地,可以让他们安身立命并获得源源不断的支持。
最大挑战是摆脱孤立
这是在伊朗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篇章:这个国家即便一时低头,但内在却顽强地坚持着自身的独特认同。在当今的所有伊斯兰国家中,伊朗是唯一的什叶派大国,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最初将什叶派确立为国教的萨非王朝(1501-1736),原本也是信奉逊尼派的,但它的统治者随后意识到,秉持一种有别于对手的特殊认同,将能更好地为这个国家提供凝聚力,反对所有外部敌人。
现代伊朗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萨非王朝:这是近九百年来,第一个完全统一伊朗东西部的政体,并努力尝试将多元混杂的族群加以统合,在此基础上逐渐打造成了后来为世人所了解的伊朗国家。虽然它起初是以一个不具有政治色彩的教派起家,但一旦它攫取了国家之后,教权就逐渐让位给世俗政治权力或与之结合,宗教戒律在积聚的财富面前不断退却,王朝的疆域和边界日趋清晰,并垄断了在境内征税的权力。在此基础上,它第一次对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国家打开国门,在积极采纳现代技术的同时,学习如何在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内与列强打交道。
从这些历史经历来看,伊朗可能比土耳其之外的任何中东国家都更早做好了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准备,而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再一次必须归功于其强大的国家传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帝国,伊朗的国家即便一再被打碎,但它最终都能重新打造起一个制度框架,拯救并守护自身的文化传统。
在这漫长的历史上,伊朗成功地让它的文明和文化得以存续,但到了现代社会,它还得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如何在保持自身认同的同时,向外界开放,进而让人接受自己的特殊性,摆脱受孤立的处境。对伊朗人来说,这可能尤为困难,因为在过去的四千年里,外部世界对它来说有时是威胁,常常是挑战,却很少只是单纯的机会。不过,只要这个文明对自己的生命力抱有信心,它应该迟早会意识到,世界固然不能没有伊朗,但伊朗更不能没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