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严家炎先生，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与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表人物。严先生1933年出生于上海宝山，1950年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肄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学术与教育生涯。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五四”文学思想研究、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等方面，严先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
日前，收录了严家炎先生毕生学术精华的《严家炎全集》（十卷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是严先生首次系统整理自己的学术著作，也是他对于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郑重总结。本文特约钱理群、陈平原与李今三位学者撰文，评述严家炎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
严家炎先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想谈谈严家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在我们学科建设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对现代研究界影响也最大。
我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一文里，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科重建时有几篇指导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确立了学科“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乐黛云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打开了学科发展与世界联系的通道；而严家炎先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则完成了学科“历史品格”的重建。严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学、反科学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信用危机。因此，大声疾呼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如实反映历史”，强调“只有真正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这里所说的“以接触原始材料作为研究起点，强调从史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学风”，不仅是严家炎先生此后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思想、作风，而且也是许多学术前辈共同倡导与身体力行的，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一个传统。严家炎先生正是这一传统最有力的开创者和坚守者之一。
严家炎先生第二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此文写于1988年12月。严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学术研究，也有这样的危险区，他称为“异元批评”，又称“跨元批评”，“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比如用现实主义标准衡量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反过来用现代主义标准衡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等等。严先生针对这样的认识误区，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话虽一句，却确立了严家炎先生的基本学术观点、学术立场、态度和方法，即以揭示现代文学“多元并存”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为己任，以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看待现代文学的不同追求的作家与流派，并以多元的、变动发展的标准去衡量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严家炎先生的这一“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对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文学流派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他自己也是这两个领域重要的开拓者。他对茅盾、吴组缃、沙汀等的“社会剖析的现实主义”，路翎等的“体验的现实主义”的概括、命名，被广泛接受，几成定论。他对新感觉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他对鲁迅创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复调小说”的概括，也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这里所说的小说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鲁迅研究，再加上对丁玲的研究，就构成了严家炎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的四大贡献。当然，严家炎先生的主要贡献，还是他五十年一贯的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及对整个学科的推动。
还要特别指出的，严家炎先生的这些研究，在学术界也有过不同意见，曾经引发过一些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金庸的论争，关于七月派小说的论争。在论争中，严家炎先生都坚持用事实说话，据理力争，其基本立场就是要维护文学的多元并存和文学研究、批评的多元性。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严先生是态度鲜明、坚定，绝不含糊的，这和他在学术上的宽容是相辅相成的，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关于“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的论争中，严家炎先生发表了《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文章不长，却有重要的意义。严先生认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意见，自来就有。新儒学、后现代之类的颠覆，也不必多虑。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倒是对‘五四’的误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责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都是不符合史实的误读。对‘五四’反对派的意见，也要防止和警惕误读，并非一讲‘五四’毛病就是‘颠覆’”。他的态度是：“我们赞美‘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不怕颠覆”，表现了严先生的开阔心态，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五四”，都是可以批评的；“只怕误读”，是他一贯的从事实出发的态度，对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批评，是要论争、辩驳的，其所依据的，依然是事实。因此，严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引起争议的重大问题的重新考释，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则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所应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原则：一方面，要坚守学科的基本立场，维护和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要将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问题，要有新的发展和超越，这样就可以使学科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在我看来，严家炎先生所提出的这一“既坚守，又开放”的原则，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应该说，严家炎先生有三大学术思想：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学风；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场。严家炎先生有一个评价，他说，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发展路子比较正，学风也比较正。这大概是包括我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学科、学界总有一种依恋心态的原因所在吧。这样的学术正气，是由学科开创者的第一代学人，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田仲济、陈瘦竹、钱谷融……诸位先生奠定的，又经过以严家炎、樊骏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的培植与坚守，已经形成一个传统。
引领风骚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最能体现严家炎作为文学史家的功力及见识的，无疑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严家炎先生的代表作。
关于思潮流派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们可谓引领风骚。除了严家炎1989年推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当然，这几部思潮流派史著述中，严书影响最大。
关于此书的写作过程，严家炎在“后记”中有清晰的交代。1982和1983年曾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专题课，听讲者包括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进修教师。每次开讲，近十台录音机同时启动，讲课内容传播甚广，部分观点被他人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所吸纳，讲者于是下决心整理成书。“这是根据我的讲稿整理、补充、修订而成的一部著作”，而成书的关键是1986—1987年出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这才使得“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点愿望和追求即将实现”。除了长期研究的结晶，制约本书写作的，主要是北大课堂听众以及美国校园文化。后者不仅提供了整理的时间与心境，也包括若干思路的调整。
在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钩沉和总结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家群落，开创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研究的新格局，这一披荆斩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逸兴遄飞的北大课堂与正式刊行的专门著作之间，还有选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以及出版《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983年秋，严家炎应上海《小说界》之邀，连续撰写并刊出五篇“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一直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至于全书打头的综论性质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鸟瞰》，也都是北大课堂的产物。相对于日后一锤定音的专著，这些陆续刊出的论文，同样认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相互对抗，同时又相互渗透、相互组合，这就构成了现代小说流派变迁的重要内容”，只是在具体流派的确认与划分上不尽一致。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研究，并不自严家炎始；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首次发掘了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等小说流派，引发后来相关流派的研究热潮，有很大功绩。其中，第七章“七月派小说”很有特点，第八章“后期浪漫派小说”不太成立，最为人称道的，还是第四、第五章。
第四章“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如此开门见山：“稍晚于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为代表的新的小说流派——新感觉派。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此前学界或因立场限制对其视而不见，或以为不过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拙劣模仿，基本持否定态度。严家炎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之机，认真梳理了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的理论主张及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有刘呐鸥等上海作家如何借助《无轨电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尝试将日本新感觉派初期主张的新感觉主义与后期提倡的新心理主义结合起来，最终闯出自己的道路，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开拓者中的重要一支”。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根据作者的《论新感觉派小说——前言》一文改写，主要差别在于增加了第五节“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和张爱玲的出现”。从思潮流派转到了创作手法，拉进了那时在海外影响极大而大陆尚未认真关注的张爱玲，看得出作者的“趋新”。好在作者最终还是守住了边界，没有更多离题的发挥，只是引证张爱玲《流言·写什么》中谈初学写文章，借鉴各种资源及文体，其中包括新感觉派：“可见，说张爱玲曾得益于新感觉派，大概是可以的。但自然，不能据此简单地把她当作新感觉派作家。”
相对来说，第五章“社会剖析派小说”最能显示史家严家炎的立场、趣味与功力。第一节“《子夜》的出现和社会剖析派的形成”、第二节“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第三节“横断面的结构，客观化的描述”、第四节“复杂化的性格，悲剧性的命运”，单看各节标题，就能大致把握此章要义。其中第二节最有创意，日后左翼文化研究崛起，社会科学在三十年代中国的流播与影响日益凸显，此类小说的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可惜受制于体制及篇幅，当初严家炎只是点到为止。
“几乎是在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和心理分析小说获得发展的同时，以《子夜》为代表的另一种路子的都市文学也应运而生了。《子夜》的出现还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这样，在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与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学，心理分析小说与社会剖析小说，这两类作品就互相映衬，互相竞争，并在某种范围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这段话很能显示严家炎的特点——站位较高，概括力强，简明扼要，用词准确，不愠不火。这是长期编写教材锻炼出来的本事，得益于作者阅读量大，眼界开阔，有明显的自家立场，但照顾到方方面面，说话不会太偏颇，声音也不会太尖锐。
日后严家炎出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李欧梵则撰写名著《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英文版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单看书名，一谈“小说流派”，一讲“都市文化”，各自的侧重点及理论资源明显不同。更何况，教材必须面面俱到，专著不妨千里走单骑。严家炎长期撰写教科书，养成准确、清晰的表达习惯，全书风格大致如此，每章四至五节，每节若干要点，单看精心提炼的章节标题，就能大致了解该书的主要观点，读者很容易记忆与把握。
严家炎先生的“求实”精神
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严家炎先生做学问主张的是“求实”，他以《求实集》作为自己早期论文的集名，一锤定音地宣示了他所追求的学术道路。
我体会先生主张的“求实”起码有三层意思。其一，言必有据。记得刚到北大报到不久，和严老师谈起如何做博士论文的话题，他首先教我的就是，“要有证据”“用证据说话”。我觉得严老师一下子就把做学问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论文重在实证说理。从此也似乎给我戴上了紧箍咒，每当我阅读作品和材料有了感受、想法和观点都会反过头去再看，再想，再琢磨这些感受、想法和观点因何而生，想明白，落实到支撑的证据后，论文的框架结构基本就有了。
后来，我告诉严老师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资料。严老师也就一句话，“穆时英曾在上海《晨报》上发过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没有严老师的指点，面对历史文献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会无功而返。有了这个线索，尽管费尽周折，终于还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看到了这份发黄的报纸，发现了一批穆时英及其新感觉派的轶文，并由此带出其他报刊，雪球越滚越大，后来严老师和我一起汇编《穆时英全集》时，统计有40余万字。我博士论文《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分不开的。
这就要说到先生“求实”的第二层含义，即他一再申明的“实事求是”精神。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所谓“实事”，即回到原始材料之中。这是进入研究的第一步，不能将后来的概括及认识与历史事实相混淆；所谓“求是”，即严老师谨守的一条治学原则：“凭原始材料立论”，“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也就是说，你的述史与评判要把握分寸，而不能为哗众取宠，过甚其词，刻意拔高求深。
正因为先生一贯秉持着“实事求是”“凭原始材料立论”的求实精神，其学问做的是实学，其观点才中肯可靠，往往成为不刊之论。如1981年老师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文章，对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所作出的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这是多么简洁而朴素的文字，又多么精准而到位，真可谓评论中的绝顶。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仍然不可改易，历久弥新。
然而，这些朴素至简的经验，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先生的“求实”精神中同样不可或缺的第三层意思，即他信守不怠，知行合一的践行。我现在体会，严老师的“严加严”根本是对自己的“严加严”。
先生的学问与学识就建立在尽量“求全”阅读的案头准备与深思熟虑上。对于我们这个产生自报刊时代的专业来说，虽说“求全”不可能做到，但先生坚信“最终决定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他的典范之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用了八年的时间才问梓，如果再加上酝酿的时间，平均每年不过写两万多字。通过广泛的阅读和琢磨，先生才能精准地为初期乡土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命名，恰切地概括出各流派的特征，而成为定见，被广泛袭用。其间所花费的看不见的功夫，从先生说“有好几章写完时都让我觉得仿佛脱了一层皮”的感叹中，掂量出一二。
本文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李浴洋协助策划，得到了卢晓蓉女士、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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