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在纽约百老汇，他一度是商业戏剧过度膨胀后，被遗忘的角落。没有达斯廷·霍夫曼，精明的制作人有谁愿意去“推销”一部“虽然有价值但未免有些乏味”的《推销员之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纽约观众对流行元素、商业戏剧和明星投入的巨大热忱，让临终前的阿瑟·米勒哀叹，“戏剧一直是一桩生意，而它曾经是一门艺术”。
然而，“冗长”“乏味”“剧透”的阿瑟·米勒真的过时、没有市场了吗？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日前连续上演14场话剧《推销员之死》场场卖空。昨天最后一场成功谢幕，而连日来的多个场景令人难以忘怀:发售公益票的早晨，观众五点多冒着大雨站在剧场门口排队；看完时长四个多小时的《推销员之死》赶不上末班地铁，但几乎没有人提前退场；每晚谢幕时的热烈掌声和定格9.2的网评高分，都在诉说这部现实主义作品的当代价值。
上海曾是“阿瑟·米勒”登陆中国舞台第一站
此次《推销员之死》引发的热议并非单一现象。上海，曾是“阿瑟·米勒”登陆中国舞台的第一站。1981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米勒创作于1953年的剧作《萨勒姆的女巫》，在长江剧场连演52场，场场爆满，买票的人从黄河路一直排到了南京路。两年后，北京人艺排演了《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朱琳主演，其影像还被制成VCD发行。很多上一代的中国观众就是从《推销员之死》开始，接触到了“美剧”，认识了阿瑟·米勒、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
“当年看这部剧的观众接受起来有些难度。一方面我们不太了解‘美国梦’，另一方面对推销员、保险这些职业也根本不了解。”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说，但《推销员之死》仍影响力巨大。
3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推销员之死》所表达的内涵更加饱满，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荣广润看来，剧中威利挫折的人生，既是沉溺于难以实现的“美国梦”的幻影，也是由于他过于追求完美，造成的对于事业家庭和人际关系失望。大到社会问题，小到性格弱点，人性、情感和社会发展空间，面对“失败”这一话题，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这一版的《推销员之死》打开了更多可以讨论的空间。“阿瑟·米勒的创作方法是很剧透的，书卷味太浓而似乎趣味性不足，但在当代剧场潮流中也更显示出他作品的定力——观赏者始终能保持自己的智慧和判断。”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教授郭晨子说。
如今，米勒的剧作正在唤起新一代观众的思考热情，年轻的90后、00后纷纷在他们熟悉的平台上写下剧评，分享他们对经典的热忱。“所有人都在变好，除了自己。威利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再是家里的英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构筑的陷阱，让他泥足深陷，失去了自我的价值判断。”
透过“美国梦”的破灭幻影，读懂剧作家对普通人的同情
精彩的人物塑造也成就了上话版的《推销员之死》。舞台上，身着西服、头戴礼帽的推销员威利·洛曼提着两只大箱子缓缓地走入舞台，得体的外表与焦躁的语气随着他的步伐离观众越来越近。上话实力演员吕凉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表演的魅力，丰富地刻画了一个失意者的形象：用自欺欺人的幻想硬撑一击就倒的精神，用虚伪、狡辩和无名的怒火掩盖所剩无几的自尊，还有对家人的愧疚，自信心的溃散……各种情绪最终淹没了他，走上了绝路。
1949年，阿瑟·米勒凭借《推销员之死》的百老汇首演成为明星作家时才33岁。法国人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戏剧在美国的衰落》中如是评论阿瑟·米勒与田纳西·威廉斯：“这两位土生土长的美国剧作家都对他们生活的美国社会予以抨击，在他们眼中，这是一个富足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处于堕落边缘的社会，他们还质疑‘美国梦’是虚假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使百老汇翻开了新的篇章。”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典美国戏剧逐渐从百老汇消失，“流行”登场。阿瑟·米勒像其他话剧作家一样转移到了外百老汇。“《推销员之死》看上去很‘丧’，但在这些普通人的悲剧里，却蕴含着崇高的道德力量，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剧作家对社会的良心。”荣广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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