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诗无达诂，象有多义。
文学家鲁迅在平面设计方面颇有建树，如国徽、校徽、书刊封面和房屋改造图等。因为并非专门设计师，除国徽在呈报上级机关时有一份说明外，其余或者没有撰写说明，或者撰写而没有留存，因而，其设计意图和象征意义，就给后人留下了解释的空间和争论的余地。北京大学校徽即其一例。
最近一个时期，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引发了学界和大众的关注，成为热点话题，这对鲁迅传播来说当然是有益的。而我近期的两项工作恰好与鲁迅设计北大校徽有些关联，不妨略加探讨。
我们正在编辑《鲁迅手稿全集》，收录现存所有鲁迅手稿、手迹，其中有一部分是鲁迅手绘图案，有猫头鹰、蜜蜂、国徽等，北大校徽图案自然也在收录之列。但鲁迅的设计草图已不存世，所以全集只能收入黑白复印件。其间，有专家提出见过最早的白底蓝字的北大校徽，曾在鲁迅博物馆展出，可对实物照相或扫描制版。可惜的是，鲁迅博物馆的这枚北大校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丢失，所以一时竟无从对证。不过，这种鲁迅设计原图与现在面貌的差异也正说明：在北大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校徽的图案和颜色发生过变化，如增加英文校名、文字颜色由黑变红等。但鲁迅设计的篆书“北大”二字图案始终未变，而且总是处于徽章的核心位置。
因鲁迅博物馆所藏北大校徽丢失的话题引起一定反响，博物馆一位退休职工、也是《鲁迅手稿全集》编委会专家之一叶淑穗同志在2021年5月18日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寻“徽”三十余载：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件丢失始末》一文，回忆了遗失细节。那是1985年4月18日，鲁迅博物馆在接待外宾讲解时，发现展厅陈列柜中的校徽丢失。文章发表后，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家属致电《北京晚报》编辑部，告知其家中有一枚这样的校徽。在《北京晚报》编辑陪同下，校徽持有者高继辉先生来到鲁迅博物馆，出示校徽请专家鉴定。这枚徽章白底黑字，背面印有编号744，系持有者的岳父屈震寰所有。屈震寰是河北定县人，1906年生，1925年入北大预科，1926—1928年离校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1929—1932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学习并毕业。鉴定完成后，家属决定将其捐赠给鲁迅博物馆。这里可以提前做一个预告，观众在今年下半年改造完成的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陈列中，将看到这枚校徽——尽管这并不是鲁迅设计后的第一批制品。鲁迅设计校徽时期的北京大学，每年招收学生很少，因此，第一批校徽恐怕已不存世了。
此外，还有一个契机。今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演绎新文化运动诸先贤故事时，设计了一个吸引人的情节，就是鲁迅设计北大校徽。剧中是这样表现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是口头邀请鲁迅担任北大兼职教授，随后请鲁迅改天去他家中商议另一件事——可见第二件事相当重大。隔天，鲁迅如约而至，两人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蔡元培：我要请你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为北大设计校徽。
鲁迅：那您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和要求？
蔡元培：我没有具体的要求。你豫才的想法，就是我蔡元培的想法。
鲁迅：蔡公您高抬我了。
蔡元培：不，我从来不奉承人的，我认为在当下中国，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你周树人是一个。我相信你为北大设计的校徽，北大的学子会世世代代佩戴下去，永不褪色。
鲁迅扮演者的身形和姿态，如站立和抽烟姿势，跟目前看到的鲁迅照片都颇相像，可见演员是做过一番功课的。但这段对话却有些可斟酌之处。其一，聘任讲师和设计校徽两件事并非发生在同一时期，鲁迅被聘为北大讲师（按能力来说当然应该是教授，但北大规定在政府任职的官员不能兼职教授），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具体说是在1920年周作人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国文系计划开设小说史课，主任马幼渔本来请周作人主讲，周作人也应承下来，但随即觉得自己不合适，而鲁迅在搜集古代小说史料方面成绩很多，于是推荐鲁迅代替自己。这样决定后，应该由国文系负责人拟好聘书，由蔡元培校长签章发出——当然，如果这期间蔡元培和鲁迅见过面，蔡元培当然也可以说一句欢迎你来任课的客气话。而设计校徽是发生在两年多前的1917年。
其二，即便将两件事捏合在一起，也完全可以一起说，而不必为了有意突出设计校徽而让鲁迅去蔡元培家中面商。须知他们见面一次并不容易，鲁迅在教育部上班，蔡元培虽然担任过教育总长，但当时已经任职北大，所以他们日常联系以通信为主。剧中这么安排，时间和人物身份都不相合。按照剧中的叙述时间，如果鲁迅接受了到北京大学任职的邀约，那就是蔡元培领导下的兼职教员，设计校徽可以说是应尽义务。所以，我想，蔡元培以书信的形式邀请同乡和老部下鲁迅设计校徽更合情理，也更郑重其事。
其三，剧中人物谈话的语气和称呼不合文化习俗，而且也不统一。鲁迅称呼蔡元培“蔡公”是可以的，当然，称蔡先生最好；蔡元培称呼鲁迅“豫才”是合适的，不应该直呼其名。蔡元培称赞鲁迅的话也存在时间错乱问题，因为鲁迅那时还没有正式走上文坛，发表的文字很少，蔡元培看到的也许只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和几篇翻译的日本学者论述儿童教育的论文（在教育部的杂志上刊登），那些表达他深刻见识、犀利文笔的小说和随感录等要一年以后才发表，所以蔡元培称赞鲁迅“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多少有点儿“先见之明”。当然，他们是同乡，又是同事，见面次数较多，相知较深，这么评价也说得通。但蔡元培赞扬鲁迅艺术设计水平的用语也有可商，因为设计是创造性工作，理念和意象是专属的，不好说“你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
至于剧中蔡元培说他相信北大学子会喜欢校徽，并且会世世代代佩戴等赞美话，已经获得时间的证明：百年之后，校徽图案仍在使用，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后见之明”。
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1912年5月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蔡元培1916年1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学校还没有校徽和旌旗。蔡元培正是在考虑设计制作校徽时，想起鲁迅，遂写信委托此事。现在坊间也流传一段蔡元培当年给鲁迅信中的话：“余想请先生为北京大学设计一枚校徽，也不必多复杂，只需将先生一向倡导的美育理念融会贯通即可。”不知所据为何，而且也不像蔡元培的口吻，甚至将信件双方的身份完全颠倒了。大力倡导美育理念的是蔡元培，鲁迅是拥护者和实践者，曾被蔡元培安排在教育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班上讲授《美术概论》。在日常交往中，蔡元培得知鲁迅收藏古代美术品，曾经写信给鲁迅交流心得，还向鲁迅借阅过拓片。所以从两人实际交往来看，蔡元培看重的是鲁迅的艺术鉴赏力和对中国古代美术的研究成绩。
鲁迅接受蔡元培的委托并完成任务。他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信中可能向蔡元培说明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可惜该信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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