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曾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几经辗转，抵达那时的泉州“刺桐港”。大运河申遗成功7年后，“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的第38项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上的文化遗产，串联起来便是一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这部演进史里的成员已经越来越多。截至目前，《世界遗产名录》收入的遗产数量已经超过1000项，中国占据56席，仅次于意大利，居世界第二。
从1985年中国正式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到1987年中国第一批遗产被收入名录，再到一度出现的“申遗热”……今天，“申遗”正在逐渐回归价值认知和常态保护的初心中来。
中国申遗之路的见证者、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认为，中国正在从文化遗产的大国走向文化遗产的强国。中国的一些理念已经开始反哺世界，为国际制定遗产保护的规则和方法提供了更多维度。
8月6日，“文化东城”会客厅，单霁翔接受记者采访。记者 陶冉 摄
开启申遗之路
单霁翔是中国申遗工作一步步走来的见证者。
认识单霁翔，多是因为故宫。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宫殿于1987年申遗成功，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之一。
在此之前，中国对世界遗产知之甚少。
只有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才能参与评定世界遗产项目。
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邀请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几位先生一起提交了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介绍了《公约》的情况，建议中国加入，以便更好地保存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侯先生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同年，中国成为《公约》缔约国，侯仁之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此时距离《公约》诞生（1972年）已经过去13年，但在侯仁之之前，国内对《公约》尚未引起重视。据侯仁之后来回忆，他与《公约》的“接触”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访学。
1984年，侯仁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中，第一次听说国际上还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次“接触”，促成了中国的缔约并走上申遗之路。
虽然当时国家全力支持申遗事业，但物质条件终究有限。据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回忆，敦煌申遗时的申报材料都是她手写的，当时甚为难得地用上了几张彩色照片。
文明交流互鉴，确立保护新规
条件艰苦尚能克服，但读懂规则、融入其中却花费了中国人几十年时间。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成为中国申遗的难点。
单霁翔介绍，早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参考的是西方标准，西方的建筑多为砖石结构，人们对东方砖木结构建筑并不理解，认为木构建筑修缮中，换掉原来的木料，修补原来的结构，会破坏遗产的价值。
那一时期，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每年都要到世界遗产大会做“解释”，一遍遍向世界传达：中国的古建修缮其实正是对文化遗产真实性的保护。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对故宫、天坛等古建筑的集中修缮曾引发国际上的质疑。另外，西方认为我们修补重绘彩画也破坏了古建筑的真实性，因为西方建筑上的彩绘和壁画主要是装饰用途，不影响建筑本体。
同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召开了“东亚地区木结构彩画保护国际研讨会”。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请来了世界上文化遗产领域最重要的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世界遗产中心主任班德林、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任佩萨特、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罗马中心）主任布什纳迪。这场研讨会向全世界郑重介绍：东亚建筑上的彩绘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保护里面的木结构。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说服国际专家。西湖申遗时，中国希望将龙井茶园纳入一并申遗，因为龙井茶园是西湖景观的一部分。但有国际专家坚持认为龙井茶园与西湖没有关系，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只能忍痛将龙井茶园从申遗方案中删除。
“就是这位专家，在今年福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提出来，应该把本体跟环境一起保护。这种转变说明她自己也在改变、在进步。”36年的申遗之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交流互鉴、共同进步。
从“申遗热”到回归理性
与侯仁之一辈老先生相比，单霁翔显然是“后来人”。中国加入《公约》的那年，单霁翔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当时的他并不会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轨迹都将与此有关。
1992年至1997年，单霁翔担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2002年，单霁翔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几乎同一时期，国内的申遗热情开始高涨。
中山大学教授张朝枝长期专注文化遗产利用研究，据他介绍，1997年之前的申遗，主要是由侯仁之、罗哲文一辈老先生推动，地方政府并不十分积极。
1997年，丽江申遗成功成为转折点。张朝枝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开始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1999年推出十一“黄金周”，于是刚刚申遗成功不久的丽江古城一夜之间“大火”，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旅行目的地。
数据显示，丽江古城游客接待量从1995年的84.5万人次增加到2020年的5000多万人次，增长了约58倍，旅游业总收入从1995年的3.3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000多亿元。
地方的申遗热情被彻底激发出来，寄希望于通过申遗发展旅游，加速地方经济发展。2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波空前的“申遗热”。一度，各地申报上来的遗产项目足以堆满单霁翔的办公桌，“排着队”等申遗的文化遗产项目预备名单长达70多项。
与此同时，各地为申遗大兴土木、整治搬迁，投入的财力数以亿计，“豪赌式”的申遗一度饱受诟病。时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葛剑雄对此曾有批驳，“不少地方存在认识误区，以为只要申遗成功，这个项目就成了摇钱树，就有大笔的保护基金来了，就有大笔的旅游收入了。”
人们似乎忘了，无论是缔结世界遗产公约，还是设立世界遗产名录，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我们毕竟经过大规模的建设，城市发展上的一些历史遗憾要弥补，如果各地有热情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大量的文化遗产资源就获得了保护，这是正面的。”单霁翔同时强调，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报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而是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近些年，国内的“申遗热”逐渐降温，或许是“一国一年只能提交一项世界遗产”的新规定增加了难度，中国申遗渐渐回归理性与常识。
“现在遗产申报更多还是从文化传承和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来考虑的，旅游已经不是首要目标。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很难，没有当时那么不理性了。”张朝枝表示。
保护老城，建设新城
对于已经入列名录的遗产来说，如何协调好保护、利用和当地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守住“世遗”的头衔，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保护不善被除名已有先例，就在今年泉州被列入《名录》的同时，英国“利物浦海上商城”遭到除名。
如何处理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考验着各方的智慧。“保护老城、建设新城”，梁思成先生的这句话常常被单霁翔引用，来回答保护与发展的命题。
单霁翔觉得，西湖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2011年，西湖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杭州市为此做出的努力是，城市发展方向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钱塘江两岸新城拔节生长，西湖四周不再出现影响“三面云山”景观的建筑。
还有正在申遗的北京中轴线，单霁翔曾于2011年和2017年两次提交政协提案，推动中轴线申遗。与一些文化遗产不同的是，中轴线不仅凝结了历史，还在与现代化城市一同发展。
在中轴线两侧平缓开阔的格局之中，有北京城里最大的街心公园。2001年，皇城根遗址公园正式开放，“文化东城”会客厅是2800米条带状的皇城根遗址公园里唯一的建筑。
没有大门、不设围墙，在这里，经常能碰到晨练、休闲的北京大爷、大妈。这些老北京人和这处文化遗产一起“活”在北京城“白菜芯”一样的地界儿里，日出日落，与这座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城市和谐共生。
“中轴线还在延伸，发展没有完结，生命不能终结，北京正是因为有了传统中轴线，才有北中轴和南中轴的延伸发展，展现出新时代首都传承发展的宏伟气魄，对于今后城市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单霁翔说。
为世界提供中国范例
“后来人”单霁翔见证了中国申遗快步发展的进程，一些理念甚至已经开始反哺世界，为国际制定遗产保护的规则和方法提供了更多维度。
比如，“混合遗产”作为一种遗产类型，在世界各地都有分布。“混合遗产”是指遗产项目既符合文化遗产的标准，同时也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具有文化和自然双重价值。
1987年，我国“泰山”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时，主要是申报自然遗产类型，但是我们提交的文本上对泰山的自然遗产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都有充分表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考察，高度认可了泰山同时具有两种遗产价值，在世界上开创了“混合遗产”的新类型。
2011年，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杭州西湖申报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并申遗成功。这与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被动申报为“文化景观”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遗产类型的变化使得保护的概念也经历革新。在《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一书中，单霁翔有详细论述：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有的“文物保护”概念已经涵盖不了需要保护的对象，需要走向更大范围、更加广阔的“文化遗产保护”。
如今距离他提出这个概念已经过去10余年，文化线路遗产保护、文化景观遗产保护、运河遗产保护等新型文化遗产保护规划被提出，逐渐改变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格局。
“这是前所未有的文化气象。”单霁翔说。在不久前结束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长城被评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示范案例，为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中国范例。
“中国正在从文化遗产的大国走向文化遗产的强国”，单霁翔表示，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解释中，我们要持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拿出更多像长城一样的有典范性的实例，为世界遗产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刚刚入选《名录》的泉州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22个遗产点的土地所有权中，11个为国家所有，4个集体所有，7个既包括集体所有也包括国家所有。同时，22个遗产点包括寺庙和民俗建筑、码头、古塔、桥梁、墓葬等不同形态；有的在海边、有的在内陆，有的在城中，有的在郊野；有的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遗产区域还涉及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海洋保护区等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和管理十分复杂，难度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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