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近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官方微博”开通8年粉丝才过万，引发网友关注。一些网友表示，竟然没想到在宝鸡还藏着这么大个宝库。那么，作为中国最大青铜器博物院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到底什么来头，又藏着哪些惊世国宝呢？记者专访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相关专家。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研究员王竑介绍，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以铭文内容丰富著称，从墙盘、逨盘、逨鼎等等，主题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西周历史的各个方面，给后人留下了无比宝贵的考古资料。位于宝鸡南郊的“弓鱼（发音同‘鱼’）”国的墓地遗址中，发现了大量有着巴蜀文化痕迹的尖底罐，还有若干小铜人，人像不高，手部造型大而夸张，呈环状，仿佛握杖的巫和觋。从中可见这一族群自蜀地迁来黄土高原后，依然在墓葬文化中保存了祖先的习俗。
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坐落于宝鸡市中华石鼓园内。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陈仓石鼓最初就是在宝鸡被发现的，当时还是唐朝初年。十面石鼓上的古老文字最初刻凿于战国时期，以四言古诗的形式记述了秦国君王的狩猎活动，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被后人称为汉字的“祖宗”。
与“独此一份”的石鼓相比，在宝鸡出土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雄伟的体系，从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尸臣鼎，到清代晚期出土的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四大国宝，两千年间出土青铜器数以万计。
从最初曝露地面的石鼓，到长年深藏地窖的青铜，这些历史遗珍点滴勾画出周秦文化与古老王朝的缩影，也令中华文明史的链条愈加清晰完整。这些珍宝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都收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该院也是中国唯一以青铜器命名的博物院。
何尊
“中国”二字
最早的文字记载
何尊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重要文物。它最大的“亮点”，便是尊底铭文中那句“宅兹中国”，是“中国”这个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这件青铜器于1963年出土，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的铭文。是周成王五年为贵族“何”所作，也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的青铜器。何尊通高38.5厘米、重14.6千克。尊身通体饰四道透雕的扉棱，尊上腹部饰以蕉叶纹和蛇纹，腹部及圈足饰饕餮纹，饕餮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翘出器面；纹饰采用高浮雕与地纹相结合的表现手法，繁缛华丽。
尊内的铭文中，“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一句最为出名。这段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但“宅兹中国”里的“中国”二字并非如今的意思，当时古人的意思是“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是一个方位的描述。
王竑告诉记者，何尊的铭文史料价值极高，除了铭文中首次出现“中国”二字外，铭文记载也证实了周成王营建成周洛邑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与《史记》《尚书》等史籍记载相互印证，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认为当时周成王仍未迁洛邑，但何尊的铭文开篇便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证实了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
这件稀世国宝在1963年意外被当地农户发现后，还曾一度被卖去废品站，1965年才被宝鸡市博物馆的干部发现，以30元的价格购回，但尊内底的铭文仍未被发现。直到1975年，国家文物局要在日本举办中国文物精品展，宝鸡送去了这件饕餮纹铜尊，终于被青铜器专家马承源先生发现了尊内的铭文。
“当时马承源先生见到这件青铜器后，就疑惑：这么大造型的青铜器为什么没有铭文？后来，他用手在铜尊内壁底部反复摸索，感觉某处似乎刻有文字，就让人送去除锈。”经过清除泥土和锈迹，果然在铜尊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这件宝物也从此得名为“何尊”，并成为国宝级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在纪念三星堆博物馆建馆20周年的“宅兹中国”西周青铜器精品展上，何尊也首次来到四川展出，王竑当时也“陪同”国宝来到四川。“我来过四川五、六次了，每次都要去三星堆和金沙看看。”她说。
逨盘
372字，一部极简版的“青铜史书”
“宝鸡的青铜器，尤以铭文内容丰富而著称，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方面，给我们留下有关西周的历史往事片段。”王竑说，“这个逨盘上有372字，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青铜器，从周文王、周武王一直记录到当时这个盘子的主人单逨服侍的国君周宣王，堪称一部极简版的‘青铜史书’，既是西周的一部断代史，也是一部家族史，国的命运和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逨盘于2003年初被发现。王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1月19日，星期六。杨家村的5位农民在挖土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这个埋藏地下2800年之久的青铜器窖藏。
窖藏共有27件青铜器，器上铭文有4000多字，集中指向单逨及其单氏家族。逨盘则是这27件青铜器中的核心器物，盘内铭文不仅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也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因此也有着“中国第一盘”之称。
单逨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背景能够拥有这么多青铜器呢？
王竑告诉记者，逨是姬姓贵族，生活在周宣王（公元前828年~前783年）时期，在周宣王42年（前786年）时，他因为协助杨侯长父（周宣王的儿子）抗击猃狁有功，被周宣王赏赐了一壶美酒和大片土地。随后，单逨在继承了先祖爵位的同时，还被调任虞林一职（负责管理属于周天子的山林和湖泊），极受国君恩宠。
“从逨盘所描述的单氏家族的世系中不难发现，其家族对周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广泛参与了周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王竑说，“到了逨这一代，家族势力膨胀非凡，成了一个绵延数百年的钟鸣鼎食之家。直到春秋时期，单氏家族的后世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是一支典型的地位显赫的世官世族。”
四十二年逨鼎与四十三年逨鼎
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自天子的训诫
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也与逨盘同时出土。这两个鼎的铭文，主要是记录当时的战争、分封与来自周天子的训诫鼓励。
四十二年逨鼎记录了周宣王四十二年（公元前786年）天子对逨在对猃狁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奖励。猃狁是当时一个强悍的北方少数民族部落，频频侵犯西周边境，长期困扰周王室。
到了周宣王时期，周宣王把儿子长父分封到杨（今山西洪洞东南），建立杨国，作为抗击猃狁入侵的头道关卡。
逨被周宣王派去协助杨侯长父对猃狁的战争，获胜之后周宣王十分满意，赏赐给他美酒和土地。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所记录的，则主要是周宣王以4个“毋敢”告诫逨施政办事的原则：一是要谨慎执政，不能贪图安逸，不要放纵自己；二是要依法施政，明辨是非；三是要公平执法；四是不能贪得无厌，中饱私囊，不能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
最后周宣王对逨说，如果逨没有按照他的告诫去施政，那就是王一人的过错，是王自己没有尽到职守。“在西周册命类金文中，我们不难发现，西周天子对官员、特别是高官的职业操守有着较高要求。”王竑说，“周宣王对逨的训诫所反映的西周时期吏治思想，也是我国传统吏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伯格卣
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峰
最后，王竑还介绍了著名的伯格卣——卣是盛酒器，这件卣出土于1976年，卣身上饰有饕餮纹，卣座上的夔龙纹和扉棱上的云雷纹，无不繁复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一场展览，全面展示古代中国的科技。伯格卣当时也送去参展了，因为它代表了我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峰。”王竑说，“范铸工艺是中国的独创，青铜器铸造工艺中最复杂的就是制模翻范。我们常说的‘模范’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
据考证，伯格卣一共用了34块泥范。范块越多，定位和装配的误差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伯格卣的提梁，浇铸时若稍有不慎，提梁与器身就会被铸死，提梁无法活动，卣也就报废了。
来自蜀地
消失的“弓鱼”国出土青铜人像
或与三星堆一脉相承
先秦时期，四川地区和陕西地区的联系与互动已经十分紧密。据王竑介绍，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罍，与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罍，类型非常接近，罍腹的主体也多用饕餮纹和兽面纹进行装饰。“三星堆古蜀人的青铜铸造技术和审美风格，很明显受到了来自中原的影响。”
而宝鸡西南郊“弓鱼（发音同‘鱼’）”国的墓葬出土文物，则隐约指向了古蜀人一个分支翻越秦岭迁徙到宝鸡地区的历史。“这片西周时期的遗址，目前已经发现了29座墓葬，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了27座，2003年又发现两座。”王竑说，“其中出土了大量尖底陶罐，而这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陶器，它的出现，往往与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弓鱼”国遗址墓葬中还出土了类似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虽然只有十几公分高，但铜人的手部造型夸张，呈环状仿佛握物，和三星堆后来出土的青铜大立人一脉相承，代表的身份应该也是相同的。
这个左边一个弓、右边一个鱼，输入法和字典里都查不到的“弓鱼”字，迄今只在弓鱼国遗址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盘上出现。而弓和鱼的符号组合，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也有鲜明体现——弓箭、鱼和鸟的元素在两件金器上都有出现，鱼更是被弓箭贯穿，紧紧相连。
经专家们考证，“弓鱼”国人的先人大约在商周交替时期迁徙至宝鸡一带生息，随后也得到了周王朝的接纳，首领被册封为非姬姓诸侯国，“弓鱼”国国君还迎娶了贵族中女子井姬为妻。然而，这一没有根基的小方国未能发展壮大，而是日趋衰败，终于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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