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偶然经过广渠门内，发现路边的公交站牌上赫然写着“安化楼”几个字，这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我曾经在诸多资料文献里见过，它是北京60多年前建造的三座著名的“公社大楼”之一，然而我从未实地考察过，于是禁不住走进马路边这座高大而陈旧的建筑，一探究竟。
这是一座9层的大楼，式样和北京那些普通的老居民楼不太一样，更加高大气派，外部显然经过了修整，并不显得特别陈旧，走进楼道却是一片杂乱狼藉，堆满了落满尘土的自行车，红色的柱子已经斑驳，明显可以看到铲除小广告之后留下的痕迹。
在每一层没有抽油烟机的公共厨房内，玻璃窗已经发毛，油烟成丝般蜷曲在墙壁上、门窗上，甚至天花板上，留下一道道往下淌的痕迹。用塑料袋包裹好的瓶瓶罐罐也难免粘上厚厚的油渍与灰尘，若非灶台上摆着仍有水渍的锅碗瓢盆，很难想象这里确实仍在被使用。采光并不大好的通道内常年黑黢黢的，摆放着陈年的旧家具与各种杂物，原本甚为宽敞的楼道内则能看到堆积的旧床垫。
然而，谁能想到这样一座大楼，不，曾经有三座大楼，曾经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梦想。“这可是当年北京最高的楼。”据说走进安化楼，任找一个居民聊聊这栋楼的历史，他都必将向你提上这么一句。事实上，安化楼曾拥有的历史荣光远不止于此，它的肩上曾承载着一个时代北京人民甚至全国人民心中的理想生活的模样。
时针拨回到60多年前，那个“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的话题，福绥境大楼、北官厅大楼、安化楼这三座赫赫有名的“公社大楼”拔地而起，成为北京的样板工程。
据大楼的设计者之一回忆，大楼的每一处设计都凝聚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生活的设想：“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都不用开火做饭”“虽然一切有供应，总得有个买针头线脑的地方吧？每层最好再设个小卖部”……
最终落成的安化楼，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字形，主楼9层、附楼8层，楼内的每一层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走廊及住间内铺花瓷砖地，大楼的正门为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下方设有8级花岗岩台阶，近百平方米的门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进门处还设有两根大红柱子，铺有暗红水磨石地。
从现在的眼光看，安化楼的很多设施细节颇有些布尔乔亚的味道。大楼中央有两部电梯，是新中国建筑史上首次将电梯引入居民楼的设计，欧洲的老式电梯有着一道木门还有一道推拉式铁栅栏门，颇为讲究；每户的洗手间也都预留了安装浴缸的位置，相当宽敞。不过，另一方面，安化楼的设计也处处透着公社化的影子，所有的户型均不设厨房，层高达3米2，主楼一层大厅是大食堂，最高层则被规划为“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的俱乐部。
史铁生在《九层大楼》中热情地对公社大楼如此描写：“在它尚未破土动工之时，老师就在课堂上给我们描画它了：那里面真正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煤气，有暖气，有电梯；住进那里的人，都不用自己做饭了，下了班就到食堂去，想吃什么吃什么；那儿有俱乐部，休息的时候人们可以去下棋、打牌、锻炼身体；还有放映厅，天天晚上有电影，随便看；还有图书馆、公共浴室、医疗站、小卖部……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当年住进安化楼的居民来自各行各业，除了回迁居民，大多都属于“优秀人才”，既有王瑶卿的入室弟子、京剧名家王玉蓉，近代“四大名医”孔伯华的儿子、同仁医院名医孔嗣伯，率领国民党五十二军五十八师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少将王家善，也有很多单位的普通工作，级别高的和级别低的，彼此没有区别，邻里互相帮助，充满时代特色。
史铁生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实际上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大楼里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的集体大食堂生活。在安化楼里，大食堂最终没有出现，幼儿园也无从办起，只有九层的俱乐部短暂地开过，但在1964年前后也被租给了一家医疗器械厂办夜校。
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有时候还会形成明显的分界线。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人们向往的“公社大楼”越发变得陈旧，如今，安化楼很多老住户已经搬走，以远低于附近楼盘的价格租给了外地人。步入这座充满历史传奇与时代烙印的大楼，能明显感觉到岁月无情下，大楼散发出的那种孤寂感。
有人说，“公社大楼”并非不合理，它只是太超前了，理想终归没有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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