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象与北京有着不解之缘。最早记载北京地区驯养大象的史籍,是元代熊梦祥所编《析津志》:“象房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房甚高敞。丁酉年(1297年)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撺,马乃能追之。高于市屋檐,群象之尤者。”“海子桥”即今天什刹海前海东部的万宁桥,也称后门桥。
明弘治八年(1495年),皇家建象房于宣武门内西城根,称“驯象所”。据《日下旧闻考》载:“盖象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也称驯象所、象房)。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所谓“象奴”也称“象官”,即驯象和管理象的工作人员,就是大象的饲养员。大象初到京城后,要经过一段时期的驯养,基本达到“奴知象意,象晓奴语”,即管理大象的人能够了解象的习性、意愿,而大象要能看得懂管理人的手势、听得懂口令。
象被驯好后,要参加朝廷的活动。平日早朝,大臣在朝房候驾,大象在文臣武将上朝必经的东西仪门内相对而立,并将鼻子互相搭在一起,以示时刻未到,禁止通行。待静鞭响过之后,大象始将鼻子垂下,象奴牵走大象,文武官员才列队上朝。皇帝从寝宫前往大殿通常坐玉辇,也称象辇,即由两只大象驾驭,往返于寝宫与大殿之间的象车,以合黄帝乘象车而来的旧制。元世祖忽必烈继位后,便乘玉辇上朝。明初朱元璋禁侈尚俭,玉辇改为朝廷重要典礼方用,平日使用马辇或步辇,此后历代沿袭。
据宫廷档案记载,京师养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有象房42间,大象存栏39头。每头大象配备有长22尺、宽18尺的毛毡、被子各一条,长25尺的铁链二条,木制饭桶、水桶各一个等。每头大象一天的食料是官仓老米(即陈米,为存放时间较久的大米)3斗、稻草160斤,小象减半。由于象房所养大象太多,开销太大,乾隆皇帝曾下旨,若是再有外国贡象,暂交云南和广东的官府代养,待需要时再送到北京。
大象虽然平时温和柔顺,但体大力强,一旦受惊,就难以控制,元明清时均发生过大象因受到惊吓而造成的事故。
据《元史·列传·卷六十六》记载:“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断靷纵象,乘舆乃安。”这里记载的是元代发生的一起侍臣象前救驾的故事。至元 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出猎归来,侍臣、京兆鄠县(今陕西鄠邑区)人贺胜伴驾。当临近城门时,改乘象辇,以示皇家的威严。此时有艺人以狮子舞迎接圣驾回銮,因狮子扮相高大而逼真,且锣鼓声震天,致使驾辕的大象受惊,随即狂奔,难以控制。贺胜一见,疾步冲到大象前面,以身体挡住大象的去路,随后伸出双臂,紧紧拉住拴在象鼻子上的缰绳,由此控制住大象,遂有侍者当即解开牵引车辇的绳索,致车辇与象分离,使坐在象辇上的忽必烈安然无恙,免去了一场灾祸。忽必烈念贺胜救驾有功,当即封其为“集贤学士,领太史院事,诏赐一品服。”
据《明史·五行志二》载: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位于北京城西南隅的王恭厂火药库发生大爆炸,“天地震响,烟云遮日,火光冲天,塌屋数万间,死伤上万人”,史称“王恭厂大爆炸”。此时有准备前往皇宫,迎接皇帝出宫的仪仗象辇停于象房内,因爆炸声甚大,受惊的大象狂奔而出,踩踏附近街道上的行人多名。百余名护驾官军连追带赶,直到午时余,即中午12点多,才将狂奔的大象捕获,其中有多名官军被大象踩踏而伤。
清光绪十年(1884年),初春的一天,紫禁城举行大朝会,光绪皇帝乘玉辂,往返于寝宫与大殿。巳时许,散朝摆驾,圣上回銮,玉辂出宫门,沿着西长安街返回宣武门西面的驯象所。但不知何故,驾辕的一头大象突然野性发作,甩开牵引的玉辂,跑出西长安街,“碰物即碎,挨人即伤”,还用长鼻卷起一个追赶的太监,抛到墙壁上,当即毙命。众人一见,惊恐万分,纷纷而逃。这只大象仍没有停止奔跑,而是窜进了胡同里。此时追赶的护军、太监已达百余人,有的拿着绳索,有的拿着短刀。这只大象在几条胡同里乱窜,逢人便追,一时间西城的百姓吓得不敢出门,直到傍晚时分才将其捕获。此事为朝野所震惊,随后,大象就退出了皇家仪仗。
光绪十六年五月(1890年7月),北京连降十余日大雨,宣武门内积水有一人深,致使城门无法开启排水,兵马司官员急得团团转。这时巡城御史至此,于是令人到距此不远的驯象所求助。不到一个时辰,一头大象被牵到宣武门,由此借助大象的蛮力,将城门拉开。不曾想,在大象被牵回驯象所的路上,一道闪电划过天空,接着是一声炸雷巨响,大象受到惊吓,狂奔而逃。万幸的是,此地距驯象所不足二里,街巷直抵驯象所大门,所以大象一路向前,奔入驯象所内,可谓是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