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依：“穿着裙子的‘绝对律令’”

有多少哲学家会走出舒适的“象牙塔”，去到流水线和田间劳作，只为让自己对“工作”这一概念的思考变得不再那么抽象？又有多少哲学家会真正献身于自己的哲学，知行合一地践行自己的世界观？西蒙娜·薇依（1909—1943）就是这样一位哲学家——她被誉为“所有外来者的守护神”，也是一位真正遵循自己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而生活的哲学家。在她短暂的一生里，“薇依彻底地活出了她的哲学，这在现代社会，甚至在任何时代，都如此罕见”。休斯敦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扎雷茨基（Robert Zaretsky）在新书《颠覆性的西蒙娜·薇依》（The Subversive Simone Weil，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1）中这样写道。

“她的灵魂无与伦比地优胜于她的天才。”正如那位唯一与薇依讨论过信仰的神父所说，同情似乎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尽管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她却主动地接近 “黑暗”来逃离原本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薇依以第一名（优于同窗波伏娃）的成绩从巴黎高师毕业，此前一个假期，她跑到诺曼底一艘渔船上劳作。1932年，她又下到一个煤矿，使用气钻的时候，剧烈的震动几乎要将她那羸弱的身体震碎。

1934年，薇依彻底放弃自己的“特权”——毕业后，她开始了哲学教师生涯，利用一个假期，她辗转于在巴黎的各种工厂劳作。薇依的笨拙让她的“工厂生涯”异常艰难，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挽救了她的性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她志愿前往巴塞罗那参战，“让我十分高兴的是，因为我的高度近视，即便当我瞄准了敌人，也不会杀死任何人”，也同样因为近视，她踏进油桶里被滚油烫伤，被迫返回巴黎。

在和家人逃离了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之后，心系祖国的薇依痴迷于一个想法，那便是跟随医护兵空降到敌军后方。她的这一“自杀式提议”被戴高乐否决，随后她被赋予了另一项任务——为法国的政治、精神重建准备报告。1943年，薇依死于肺结核，年仅34岁。验尸官发现，长期的营养不良加重了她的病情——因她控制进食，绝不超过敌占区同胞的食物定量标准。她的家人称她为“安提戈涅”，她的同学们则给她取了这样的外号：“穿着裙子的‘绝对律令’”。

在薇依短暂的一生里，她更像是位老师而不是作家——在中学任职，在工人、渔民和农民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教授他们语言和文学。但薇依仍然辛勤地写作。她的作品几乎从未在她生前发表，除了一个“例外”——1940年的《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这至今仍是她最易懂的作品。她的其他著作都是别人根据她留下的文章、书信、笔记编撰而成——《等待上帝》和《重负与神恩》是她的神秘主义神学，《对根的需要》是她的政治理论。不同领域的思想家们，诸如阿尔贝·加缪、保罗六世、艾丽丝·默多克、雅克·德里达、苏珊·桑塔格以及弗朗茨·法农，都曾受到她的影响。薇依去世后爆发出的“生产力”，无论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还是一个神话，都让她的形象捉摸不定。

扎雷茨基认识到，薇依思想里所蕴含的复杂面相，使得任何将其简单标签化的尝试都注定是徒劳的。在他看来，薇依的思想里存在着五大核心主题：苦难（affliction)、专注（attention）、根性（rootedness）、抵抗（resistance）和神圣（divine）。围绕这些在今天仍能引起人们共鸣的主题，扎雷茨基赋予了薇依大量零散的作品以连贯性，并试图平衡她思想中的矛盾性，为读者还原了这样一位思想家的肖像：无论是她的生命实践还是思考写作，她总是义无反顾地献身于磨难，向那些无法容忍的现实敞开。

在汉娜·阿伦特区分“有意义的工作”和“单纯的劳动”之前，薇依就已经写道：“每个人的工作都应该成为他沉思的对象。”在扎雷茨基的解读中，薇依以精神性的方式来理解和对待苦难，这使她形成了一种在根本上保守的“革命”和“抵抗”的概念。

对薇依而言，劳作中无休止的重复、疯狂的奔忙，这种状况“和生命的赤裸性一样可怕，像被截断的残肢，像密密麻麻的昆虫”。苦难不是身体上的痛苦，而是心理上的退化。而看到这些，人们会像本能地避视战争带来的尸横遍野一样，将自己的目光移开。如薇依在《伊利亚特，或力量之诗》中所写：“力（force）把任何受者变成了物。力行使到极限，就把人变成了最字面意义上的物，变成了尸体。”

薇依认为，教育人们阅读经典以及清楚地表达自己至为重要。教育鼓励人们“专注”，但在她看来，这种专注不是目的论式的，因为它不致力于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正如扎雷茨基所说：“反思问题而非解决问题，这是薇依的目标，也是其教学的核心要义。”对她来说，专注是一种扩展生命的“否定性的努力”，用这样一种“否定能力”来对待世界，就好像在翻译“未曾写下的文字”一样；此外，“认识论就是伦理学”，向他人保持开放并向他人永远敞开，是尊重他们和彰显人性的唯一途径。

“根性”是薇依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人类需要扎根于社区，但这种“根”却被现代性和战争连根拔起。薇依写道，扎根意味着保存“过去的某些特定宝藏和对未来的某些特定期望”，这是她所认为的国家的终极职能。但现代生活最独特的条件就是 “去根性”（uprootedness），是比社会疏离更深层次、更难以捉摸的“一种内在的眩晕”。与这种思考相伴随的，是纳粹的侵略迫使她和家人流离失所，薇依大胆断言，这是一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殖民，与法国人对其殖民地所犯下的罪行相等同。她的洞见也预言了当今美国工人阶级的精神危机——被去根化的人是法西斯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宁愿摧毁世界，也不愿与他人分享世界。

在上世纪30年代，薇依的世界观逐渐变得更加虔诚。她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渐行渐远，而更加亲近基督教。但她与之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张力，她对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所有机构都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们最终趋向于一个目标：权力的积累。

用艾丽丝·默多克的话来说，薇依试图“揭开自私意识的面纱，以拥抱真实的世界”。尽管薇依常常提出一些神秘难懂的世界观，但同样，我们不需要成为哲学家，也能够看到她将哲学视为生活方式的献身精神，使得她成为苏格拉底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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