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红梅盛开，傲雪凌霜，一曲《红梅赞》用音乐把共产党员江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它的曲作者羊鸣是一名老党员。今年，羊鸣87岁，党龄已有67年。
1943年，9岁的羊鸣还叫杨培兰。他跟随在外闯荡的父亲，离开家乡山东省长山岛，来到东北边城安东宽甸县。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百姓们的日子苦不堪言，甚至连本该教书育人的校园也未能幸免。杨培兰和同学们最怕上体育课。日本教官下令齐步走，而前方就是一个大泥沟，哪怕趟过了泥巴，教官也会对着学生头上猛地打过去。头破血流的孩子们必须咬牙爬起来，否则又会被狠踹。
家庭也没能为杨培兰挡去太多的风雨。离开长山岛后，母亲早逝，父亲一人拉扯他和弟弟长大。有一次，他带着弟弟出去玩，不小心跌了一跤，脑袋上缝了两针。父亲打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好罚他去母亲的照片前跪着，自己在一旁偷偷流泪。
1947年，解放军进入宽甸，动荡的局势终于稳定下来，“突然，有人把你当人了。”对于解放军，杨培兰充满了单纯炽热的向往。解放战争打响前后，青年们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杨培兰瞒着父亲，偷偷来到了参军报名处。13岁的他一心参军，于是虚报了2岁，再加上个子长得高，如愿“混”进了部队。他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像女孩，不够有军人气概，于是改名为“杨明”，“明”正是“光明”的寓意。
向位于通化的军医大学出发时，虚报年龄的“谎言”才由杨明自己坦白。“只要让我参军，干什么都行。”杨明的决心异常坚定。首长看他机灵，把他派到了当时的安东军区文工团。
“部队就是大家庭。”童年中一度缺席的温暖回来了。大姐姐们看他太小，帮着拆洗被子，到了端午节，杨明早上醒来，姐姐们已经给他挂好了红绳和香包。还有教员给杨明补落下的文化功课，教他做人的道理。
也是在这里，杨明与热爱一生的作曲相遇了。“文工团的任务就是给百姓表演。”杨明演的第一部戏是《白毛女》，唱的第一首歌是《八路军军歌》。深夜里，“锦州解放”“长春被围”等前线捷报频频传回，让人们热血沸腾，“我们的心是和革命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乐队队长是杨明最佩服的人，也是第一位作曲老师。队长经常带着杨明到解放区收集民间音乐素材。“小杨明，音乐在哪儿？音乐就在人民当中。”队长的话在杨明心中扎了根。1949年，15岁的杨明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庆新年》，就脱胎自民间唢呐曲。《庆新年》发表在东北军区的《部队文艺》上时，杨明第一次使用了笔名“羊鸣”，因为曾有人打趣，他写的曲子像小羊叫。
1950年，羊鸣调入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羊鸣三次到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他和战友们趁着夜色从丹东出发，进入朝鲜后，大雪遍地，一片荒芜，偶尔有朝鲜“阿妈妮”悄悄“爬”出来，很快又缩了回去，美军的飞机就在头顶盘旋，坐在破旧的卡车里，大家的双腿冻得没了知觉。“没有一个人害怕。”羊鸣回忆，“我们的心永远跟着党走。”
1953年，羊鸣考入东北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系。1954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羊鸣从未犹豫过，“生我的是父母，把我养大的是共产党，我必须成为一名党员。”对党的热爱，始终流淌在羊鸣谱写的音乐里：《我爱祖国的蓝天》歌唱着飞行员浪漫宽广、英勇无畏的情怀，几十年来，它早已成为空军的代表性曲目；歌剧《江姐》久演不衰，《红梅赞》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我们创作的音乐绝不强加于人，每一个音符、每一句唱词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建党百年之际，作为老党员，羊鸣常提起“报答”一词。此前，他曾创作过一首名为《报答》的歌曲，“报答你啊只有一句话”等句句歌词都是羊鸣的心声。“有人曾经问我，这么拼命写作，累不累？累，但我由衷地想要报答把我养大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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