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偌大的展厅是一个魔幻而错综复杂的城市，“下城”被大小屏幕投放出的交织光影覆盖，旧时的影剧院、喷泉、快递小哥的三轮车和飘出阵阵香气的大排档，组成这座打通过去与现实时空的夜花园。“上城”则连接未来，在金属舷梯之间，闯进一个个仿佛飞船又似独立宇宙的小隔间，犹如拆盲盒。
2021年春天，“曹斐：时代舞台”——这场当代艺术家曹斐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的回顾展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拉开帷幕，这也是她于中国内地举办的首个机构个展。曾被西方媒体评论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一个例外”的曹斐，已经成为国外重要艺术机构及展览的常客，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是首位在法国蓬皮杜中心举办个展的中国艺术家，如今，她的作品得以系统性地被国内观众审视。
自从她21岁时以玩的心态创作第一个影像作品，意外获得国外参展机会，在20年的艺术创作生涯里，她运用影像、戏剧、虚拟现实技术和装置等多媒体媒介记录下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纽约时报》曾这样评价，“曹斐对中国快速增长、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发展给日常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做出了超现实的刻画。”
“那是看着海长大的眼睛”
穿梭在这座1800平方米、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的“城市”，既能遇到奔着曹斐二字而来的文艺青年、艺术圈藏家，也有背着单反的老年摄影爱好者、遛娃的年轻父母、甚至打卡发小红书的网红。曹斐对于那些艺术圈以外的普通观众没有任何偏见，就像她在作品中所注视的那些普罗大众一样，她非常关切每一个最普通的观众从展览中获得了什么。
正因如此，她一反白盒子式的高冷国际展览范儿，没有按惯常回顾展那样——按年份对艺术家作品进行线性处理，而是将展览空间完全开放，不设预定路线，让作品带着情景和故事徐徐展开。走在光影中，闻着90年代风情大排档飘出的香味，一下子就卸掉了朝拜艺术的包袱，有一瞬间，观众们也分不清是否自己已经进入曹斐的作品，成了这展览的一部分。这正是曹斐所希望的，不让观众感到与作品的距离，不会感觉在看一个严肃的展览，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进来、放轻松，然后可能在某个作品前停留、关注。
总是把目光投向最普通的个体，这样的关切与曹斐的童年经历有关。曹斐1978年出生于广州，父亲是著名雕塑家曹崇恩，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母亲也是美院的老师。那是对艺术的禁锢刚刚松动的年代，艺术家广泛下乡采风，曹斐的父母将极大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教学中，对曹斐基本是散养的状态。
打记事时起，曹斐就常跟着父母去各地安装雕塑，从广东到北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住在普通人家，学习那个地方的方言。曹斐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渔村，妈妈年轻在那里下乡，任教后又带小曹斐和学生造访，她记得妈妈对她说，“那些人的眼神多美，那是看着海长大的眼睛。”妈妈为村民画素描，回美院后还和村民通信，待到曹斐长大，成为一名美院的学生，她也去了那个小渔村写生，那些曾被妈妈画进画里的年轻女人已经当了姥姥。曹斐说：“和他们建立了一种跨越代际的感情。”几年前，有村民到广州看病，曹斐的妈妈还招待了他们。
下乡采风写生，深入老百姓的生活，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各大美院一直有所延续，但是在城镇化越来越高的今天，农村的样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似乎都与当年不同了，曹斐对此也很感慨：“这样的变化无论对艺术创作还是人们打交道的方式，影响都蛮深的。”
在展览入口处的“艺术家之屋”，众多被曹斐悉心保存的“物证”清晰证实了曹斐成长的途径和艺术源头，父母不但给了她善于注视普通人的眼睛，艺术之家的浓厚氛围似乎也使得曹斐的少年成名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尚未记事的年纪，她已经浸润在父母的工作室里，看着父亲不断为名人塑像，孙中山、周恩来、邓小平……稍大一点，母亲给她的玩具是一个个白纸画本，任由她涂鸦，她的两个姐姐喜欢画素写，曹斐最喜欢用图画来编故事。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走上艺术之路几乎是必然的，只是，曹斐很小就觉得父母辈使用的那些媒介似乎太过时了。上世纪80~90年代，港台流行文化席卷全国，广州作为开放重镇，第一时间接收到世界最潮流风尚。在多数内地孩子尚不知青春、时尚杂志为何物时，十三四岁的曹斐已经是《少男少女》《Yes Idol》《姐妹》等杂志的忠实读者。她在作业本里画明星主题的连环画，图文并茂，几乎就是今天的分镜头剧本。由于被郭富城的帅气和舞姿吸引，曹斐跟着MV研究动作，后来干脆把上补习班的学费转头交给了街舞老师，和几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半大孩子，跟着单放砖头录音机，每天晚上在路灯下学习最时髦的舞步，再把学来的舞步手把手教给学校里的同学，组织大家上台表演。
这些玩玩闹闹都被她用镜头记录下来，设备一路从胶卷、数码相机逐步升级到90年代初进入家用电器领域的新兴产物DV，曹斐不知不觉地开始探索属于自己的独特创作之路。与父母所从事的厚重、写实、传统的创作媒介雕塑截然不同，她运用街舞、舞台剧、照片、影像……这些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大潮而来的新型艺术形式来表达，这是她成长岁月接收到的视觉信息，也是时代的美学变革。
玩进当代艺术圈
1999年，正在广州美院读大二的曹斐，召集假期留校同学，用DV机自编自导拍摄了她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像作品——一部以意识流的散文方式讲述一群美院学生“疯狂”生活的短片《失调257》，他们困惑于毕业后的前程，对未来充满焦虑迷惘。
这件作品被广州知名的文艺书店博尔赫斯书店创始人同时也是广美老师的陈侗发现，并推荐给策展人侯瀚如——一位广州出生的旅法国际策展人。曹斐记得，侯瀚如从巴黎给她打来电话，邀请她带着作品参加在西班牙举办的当代艺术国际展。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美术界“85思潮”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蓬勃发展，如今被称为业界“四大金刚”的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均相继成名于那个时期。这批艺术家多出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作品无不带有相当的政治意味和反叛精神。1993年，“四大金刚”等人的作品集体亮相威尼斯双年展，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首次展露于国际，让他们迅速获得声名，并于市场收获丰厚回报。
而曹斐的出现给千禧年前后的当代艺术圈带来一股新感觉，她的作品与上一代艺术家完全不同，体现出极强的个人意识和游戏精神。当时，陈侗组织了很多广州当地的艺术家和评论家在博尔赫斯书店为《失调257》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大家都认为这个作品带有某些代际转移的标识，其中对历史符号的运用是一种非常后现代的处理。
珠三角艺术家们对她作品的严肃讨论让曹斐受宠若惊，21岁的她还不知道什么叫策展人，那时她学校的教材里甚至还没有关于当代艺术的词条。紧接着第二年，她的影像作品《链》被世界级艺术收藏家乌利·希克看中并收藏，她也作为最年轻的艺术家参加了当年上海双年展最具争议性的外围展“不合作方式”。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展览邀约让原本有出国深造想法的曹斐，就这样误闯进当代艺术圈，她的创作逐渐从闹着玩的爱好变成可以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主业。
“曹斐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容与当时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是一个观察当代中国的极为珍贵的切片，这也是曹斐早早就顺利走上国际舞台的重要原因。”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览部总监郭希对记者说。
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正值一些市场化纸媒最鼎盛的时期，媒体对民生和社会现实的紧密关注，让曹斐对她生长的广州产生新的认识，她把视角从当下年轻一代的迷茫躁动转向了社会和人性更深广层面的关怀与呈现，广州的城市肌理和市井生活成为她早期作品的创作源泉。
2003年，她和60后艺术家欧宁合作拍摄实验纪录片《三元里》，他们从三元里这一节点开始对广州进行切片研究，以城市漫步者的姿态，探讨历史之债、现代化与岭南宗法聚落文化的冲突与调和，记录下广州三元里这个城中村在激烈的城市化更新中的转变。60后艺术家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也给了曹斐很大启发。
很快，曹斐又关注到珠三角工厂的问题。2005年，她带着摄像机走进广东佛山一个灯泡厂的一线车间，与工人们一起生活、拍摄了6个月。行走于生产流水线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曹斐敏感于经济转型之于个体的影响，她用一种“工厂人类学”的方式调研，搜集每个人的梦想。身着工作服的大叔在车间跳起霹雳舞太空舞步；因为要供弟弟上学而放弃舞蹈梦的女工，穿起孔雀舞裙在她工作的库房旋转，这些都成为曹斐这部代表作《谁的乌托邦》里的经典画面。
她镜头对准的那些有点不知所措的工人们，展现了越来越广泛的全球化如何在整个中国、影响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和沧桑巨变，最终都被曹斐落实在了日常生活和这些草根小民的头上。凭借这件作品，曹斐获得了2006年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最年轻艺术家奖。
切开时间
完成《谁的乌托邦》后，曹斐当时感觉以珠三角为地域背景的创作做得差不多了，那时北京正在迎接奥运，一切都显得活力无穷，无论艺术圈还是媒体圈、音乐圈都在从南向北移动。正好北京也有项目和展览邀约，曹斐把工作室从广州搬到了北京。
2007年，受当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侯瀚如之邀，曹斐以“中国·翠西”(China Tracy)的虚拟身份在虚拟数字平台“第二人生”中创作的新作《我·镜》参展。此后，她又在这个虚拟数字平台中营建了一座虚拟都市，并将鸟巢、东方明珠、熊猫等中国特色化元素浓缩于此，构建出了矛盾却又互相融合的荒诞数字城市，投入数年时间持续运营，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系列数字作品。
这个14年前的先锋作品已经在探讨今天的“虚拟人生”——我们生活的一大半可能会被虚拟世界替代。曹斐对记者说：“今天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也许才是我们的第二人生，我们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线交流、购物、阅读……第一人生也许早已挪至线上。”
在虚拟世界里建构“人民城寨”的第二年，曹斐当了母亲，身份的转变使曹斐眼中的世界更加宽广，她又拿出了展现末世图景的作品《霾》和《La Town》。在她眼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线性关系逐渐被打通，“不把现在当作现在，也不把未来当作未来”，曹斐认为这是最好的时间观，那么人们就不会困于一时一地一物，对很多问题就会释然。
她开始用作品切入时间，展现历史，影画世界里的时空维度越来越丰富。2015年，曹斐对早已关闭的红霞影剧院及其周边的北京酒仙桥社区的历史和变迁展开深入调研，这里曾是中国早期电子工业的核心地带，沿着这段蜿蜒历史与当下时空，她创作了迄今为止最庞大也最复杂的艺术项目“红霞”。2019年，她带着“红霞”登陆巴黎，成为第一位在蓬皮杜中心举办个展的中国艺术家。
“红霞”宛若一个时空复合体，主体是科幻长片《新星》与纪录片《红霞》，还包括曹斐及其团队在民间所搜集的诸多相关文献与实物：研究中国计算机历史的书籍；国营北京有线电厂(738厂)和国营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的厂史资料；电影票根、老照片、放映机……自5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及社区影院发展历史的相关物件等等。这一次，她站在一个现代人的立场想象历史，用现实、历史和科幻彼此交织，展现这片社区的前世今生和不定的未来，个人乃至集体的时空遭际。正如《新星》结尾所展现的那样，因为科学家父亲实验失败，永远被困在计算机内成为数码孤魂的儿子，在虚拟的未来与过去的家人相遇。
曹斐说“红霞”的“霞”让人们看到一种光明，但又飘荡着历史的惆怅，这个项目的“虚”和“实”都那么重要，也就需要多线来交织，因此她把这个项目说不尽的东西通过虚拟现实等多种媒介呈现，让未来的观众、今天的观众回到过去，通过这个时空门重新体会这个空间为何物。
在她构建的虚幻空间之外，曹斐扎扎实实地在现实里进行着创造，她关注最普通的路人，也不拒绝商业，与宝马、Prada等品牌合作愉快，使用蔡徐坤这样的流量偶像，她对任何人和事物都没有成见。伴随时代巨变而成长起来的她似乎天生习惯于兼收和包容，她接受上一代艺术家身上容易辨识的集体符号，“他们当时是要走出国门，使用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元素，更容易被外人关注”。她也理解80后现代艺术家们更卡通、更游戏化、不关心宏大叙事的态度。她也很清晰地看到自己，刚好夹在中间，作品既没有完全失去上一代的批判性，又有新一代的游戏的一面。这大概正是她的价值所在。在“时代舞台”的开幕式上，曹斐的伯乐陈侗说：“曹斐不是学院培养出来的，也不是当代艺术培养出来的，她是时代的感觉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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