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下沉年代”是如何发生的？

美国的事从来就不只是美国自己的事，那迟早都会外溢、波及其他地方，正因此，美国的社会变动一直是世人瞩目的焦点。然而，近些年来，人们渐渐地觉得在美国发生的一切越来越难以理解，甚至连美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不确定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如果当下看不清，那么一个可取的办法就是拉长镜头，回到历史中去，毕竟任何变动总有更早的蛛丝马迹可以追寻。在读乔治·帕克这本《下沉年代》时，你很容易产生一种倒镜头似的错觉，因为他将长达三四十年的美国社会变动都浓缩在其中，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切身经历，将无数碎片化的拼图组合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以此至少让人直观地意识到，如果说美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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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写起的，但那种令人眩晕的变动其实在1960年代就已经露出了苗头：战后的富裕社会催生了一种反思性的新文化，强调平等主义、和平、环保和性解放都是美德；他们坚称所有政体都是封闭的，不仅抨击包括医院、学校在内的所有建制性机构，甚至抨击自由主义本身；以往曾被忽视、压抑的族群开始发声，而原本作为“美国文化的房东”的白人新教徒，反倒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

但更关键的，则是当时受民权运动和产业转型的推动，美国的新兴产业迁往西南的“阳光地带”或海外，任由老工业区逐渐衰败。《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早已点明了其中的问题：“后工业社会摧毁了现代城市历史的经济和文化目标。一个不再以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便不再需要城市来做工业中心。因为后工业经济不再依赖没有技术的移民劳动力，城市也不再是种族同化的大熔炉。”

这些变动，一言以蔽之，就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当后工业社会降临，在工业时代曾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心的城市、厂区都破败了，原本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主流群体、价值观和建制机构也遭到了批判乃至否定。这当然不是现在才被人意识到，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就已经提出警告：鉴于美国缺乏人种、民众和文化共性，各行其是的多元文化主义在赋予人自由的同时，仅靠意识形态的黏合力是很弱的。这样，原先“合众为一”的“熔炉”，渐渐地就变成了彼此相混、碰撞但却并不会真正融合的“色拉钵”。哪怕是生活在同一城市里的不同群体之间也缺乏相互理解，民意和法律的冲突形成一个无解的死结，政治人物不是居间取巧，就是左右为难、走入绝境。

这是任何对美国社会的观察者都无法忽视的结构性变迁，只不过经济学家或许关注去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成效，政治学者忧心这对美国凝聚力的潜在影响，而乔治·帕克作为记者，则更留意芸芸众生如何在这时代的浪潮中挣扎生存。书名《下沉年代》的原文便是The Unwinding，意为解开、打开、松开某种卷绕之物，因而确切地说，这并非只是“下沉”，而是指原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解体过程，用书中的话说，“曾经有一束线圈将美国人安全地绑在一起，有时甚至紧得令人窒息，可不知从何时开始松开了。”这个国家自此无可挽回地改变了，由此而来的“眩晕”，实际上是中心坍塌之后出现的失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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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个苦涩的现实是：那些原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看似争取到了自己的权益，但那些原先的权贵们随即作出反应，不再像原先那样承担责任，扔下他们自谋生路，其结果，一个典型锈带工人的生活处境其实是比以前更艰难了。俄亥俄州黑人女性塔米·托马斯的经历就是其缩影：她好不容易才挣脱有毒的原生家庭环境，凭着自己的努力进入通用汽车公司，要是早几十年，这将是典型的“美国梦”，然而生不逢时的她却眼睁睁看着梦想破灭。

“自由”的滋味是苦是甜，不同阶层的人尝起来是迥然不同的。在新自由主义的激越号角下，的确有一些精英人士爬到了时代巅峰，成为年薪百万的金融分析师或软件工程师，更不用说在这“超级资本主义”下如鱼得水的资本家们了；然而那只属于极少数人，而对于未能挤进上层的大多数人来说，“自由”的首要意味却往往是一种缺乏保障的生活，考虑到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未推行全民医保的国家，那就更是如此了。

当个体还缺乏制度性保障的时候，仅仅告诉人“你自由了”，并不能让他们的处境变好。这就像在残酷的战争中，主力军放弃了自己的责任，让老弱病残自己活下去，那么这些人大概率会饿死。《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一书很早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权力下放既逃避了社会正义问题，又逃避了集体谈判问题，所以‘白人新教徒阶层’予以大力支持。如此一来，权力下放仅仅产生了这个结果：‘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

弱势群体在此遭遇到了双重挫败：无法在这样的新环境下实现成功，而一旦失败，还被认为只能归结于自身有问题。这就是本书中所说的，“当令旧体系能有效运转的规范开始解体，领导者放弃了职责”，仿佛穷人的处境都是自己造成的，“自由如此之多，而你只能依靠自己”。正因此，对“美国梦”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阶层固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因为这意味着单靠个人努力已无法实现阶层流动，这又沉重打击了以往那种鼓励勤奋努力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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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乍看是一幅“沉疴遍地”的图景，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英国诗人叶芝1920年的诗作《第二次降临》中就刻画了他那个时代的征象：“事物分离，中心不存。”不知道的或许还以为这是在预言一百年后的美国。事实上，当社会向前发展，边缘兴起，这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出现的一幕，也不完全是坏事。在经历战后经济增长的繁荣后，法国到1970年代也出现了某种过往生活方式的终结：传统的社会团结，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已宣告破裂，人们生活过的那个曾经熟识的世界，渐渐变成了一个失落的世界，每个人都在经受转型期的阵痛。

如果说美国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在于：由于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幸运地避免了欧洲那样惨烈的破坏，美国此前也就很少面临变革的压力，因而它尽管高度发达，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都比欧洲更偏保守，而它大陆级的国土规模，也使这种转型要完成需要耗费更多时间。不仅如此，作为冷战的胜利者和唯一的超级大国，当它所受的外部威胁消失时，原本提供凝聚力的认同感也随之被弱化。这就像公元前84年，罗马击败最后一个强敌米特拉达梯后，三巨头之一的苏拉问道：“如今世上再也没有我们的敌人，共和国的命运会怎样呢？”

十多年前，两位学者曾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强调，美国之所以强大到难以与之抗争，正在于“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这或许是事实，但至少从现在来看，这种“去中心化”既是其力量所在，也给它自身造成了难以解决的麻烦，甚至可能成为其弱点——因为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意味着无人主动承担责任，更无法有效采取行动来挽救局面，人们看到的只是无休止的相互碰撞，而最终这合力的结果如何却无从预料。

这是一场危机，《下沉年代》只写到2012年为止，从近几年的走向来看，美国的应对之道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寻找外部敌人，借此重塑认同感，突出自身利益；二是努力弥合社会不平等，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奥巴马医保的失败和特朗普戏剧性的表现已充分表明，尽管前者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推进后者毕竟更难。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与其说在目睹美国“下沉”，不如说在目睹它“蜕变”，而这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受波及，也因为这样的变迁或许是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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