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号为“0001”号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并不是什么“奇珍异宝”，而是一个绞刑架——1927年，北京，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和其他19位革命者被军阀绞杀。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慷慨就义，年仅38岁。
近日，“播火——李大钊革命活动档案史料展”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展出档案、资料、图片等近200件，包括从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有关李大钊的档案史料中精选出的80余件。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们在档案上看到的李大钊，无愧于这些后世的评价，更是一个活生生的青年。档案记录了他一步一步的青春成长历程，将百年前的历史拉到我们眼前。
“档案中的李大钊，不仅是一个革命者，还是一个关心学生的老师，有着很温暖、血肉丰满的一面，让人感受到革命先烈和普通青年原来那么近，而他也曾是一个少年。”北京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本次展览策展人梅佳说。
“播火”展览以李大钊的生平和革命活动为主线，由播火者、创始人和先驱者三部分组成。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一张他青年时期的照片拉开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1905年，16岁的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中学堂，在这里，他开始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和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1907年，18岁的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比较广泛地接触新学。
在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合影可以看到，李大钊和其他青年学生一样，脸上稚气未脱，但已然心忧天下。他曾在1908年写过一首《登楼杂感（戊申）》，诗中写道：“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惊闻北塞驰胡马，空著南冠泣楚囚。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家国情怀，在不满20岁的李大钊心中萌发。
1913年年底，为了进一步学习深造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在友人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学说。在日本期间，年轻的李大钊进一步打开视野，并投身到了学生运动中。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执笔撰写6000余字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1916年5月，李大钊又在其主编的《民彝》创刊号上发表了《民彝与政治》一文，对“大盗窃国，予智自雄”的袁世凯进行了猛烈抨击。
1916年的春天，27岁的李大钊在他正青春的年纪，撰写了《青春》一文：“……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是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篇代表作，更充满了青年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6月创办《晨钟报》；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如鱼得水”，增购并多次捐赠《独立周报》《乐群》《民彝》《言治》等进步杂志书籍，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
在展览中，我们能看到“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增订外文期刊的决议”，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本次展览展出了创刊号图片。
1918年，是李大钊值得被历史铭记的一年。他在这一年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著名演说和文章。他断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本次展览“播火者”这一部分，李大钊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在一起的档案占了较大比例。“李大钊时任图书馆主任，后来又成为教授，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除了《新青年》的读者，很多就是在大学接触到的这些学生。”梅佳说。
1918年6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筹建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7月1日学会正式成立，“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919年3月23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展览展出了一份学生贺廷珊的试卷，和一份李大钊因事停课的请假条，让观众仿佛重回当年的课堂现场。
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之初，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室，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就是著名的“亢慕义斋”（德文“Kommunismus”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记者注）。
无论在学业、事业还是生活上，李大钊都十分关心青年一代：一份《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档案中能看到，李大钊等人发起，为学生开设法语夜校；一封写给北京大学会计科的担保函，是李大钊为担保学生刘仁静学宿费。
1923年，李大钊曾两次致信胡适，推荐出版蔡和森的《俄国社会革命史》。在档案中能看到，李大钊言辞恳切：“……蔡和森君所著之《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
“档案的特性决定其是最直接、最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是在历史现场直接形成的，而非人为创作，更没有后期加工。”梅佳说。
李大钊之后载入党史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其办公室，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改称北京支部；同月，他亲自创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6月，李大钊作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展览展出了他当时参加会议的登记表……
梅佳介绍，在本次展览中，有20余件档案为首次向社会公开展示，包括李大钊挚友为保释李大钊家人写给警察局的呈信、京师警察厅请求荷兰公使协助检查东交民巷共产党人藏匿处的公函、北京大学请求内务部取消通缉李大钊写给教育部的公函等……
1927年4月6日上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展览展出他的《狱中自述》，在最后时刻，他仍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保护青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22天后，4月28日，李大钊从容就义，实现了他在《青春》中的誓言——“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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