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提起京剧大师梅兰芳，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若说到梅兰芳还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很多人会是一脸茫然，甚至愕然。梅兰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他的党龄只有两年多。
梅兰芳一生严于律己、追求完美，不仅在台上而且在台下抒写下壮丽辉煌的人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人生思想信仰的“点睛”之笔，使得他的思想实现了一种新飞跃，使得他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一代完人”（陈毅语）。
真是一位好同志
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对共产党较为深入的认识，是从上海解放开始的。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一天清晨，梅兰芳上街了。在建国东路，他看到解放军战士军容整齐，都睡在马路边。回家后，他称赞共产党军队纪律好极了。（福芝芳《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紧接着，梅兰芳从上海迁往北京居住，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和中国戏曲学院院长等职。在参加革命的同时，他萌生了入党的愿望。在梅兰芳看来，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极大关怀和教育之下，我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通过革命的伟大胜利，祖国的伟大建设和党大公无私地为人民、为整个人类谋福利的伟大措施，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使我真正认识到党的马列主义的真理，也认清了作为一个艺术劳动者所应走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梅兰芳《入党志愿书》）不过，梅兰芳觉得，“几年来，虽然我是热爱党的，在主观上也还是努力加强着政治锻炼，但是非常不够的，因而我久已渴盼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愿望，不好意思向党表示”。（梅兰芳《入党志愿书》）梅兰芳认为：“我希望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但现在还不够条件，要进行思想改造，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福芝芳《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他对党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同时因为对入党看得很重、很神圣，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格外高。
那么，他为何在1957年申请入党呢？梅兰芳说：“我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天天正在做着我应当做的工作，将来还要把晚年的精力放在培养后一代的任务上面，如果自己还没有锻炼好，怎能够把现在的和将来的工作都做得好呢？所以热烈希望及早参加党组织，直接受到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使我脱胎换骨，改造得更彻底，才可以放心大胆贡献出所有的力量，我今天才申请入党，不算早了，不能再等待了。”（梅兰芳《自传》）他的入党志愿书写于1957年12月，入党《自传》写了近万字，详细汇报自己的经历、社会关系、家庭情况及入党理由等。他在这个时间点提出申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急迫感。1959年3月16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研究同意梅兰芳为预备党员，3月2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员全体大会决议同意梅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1日，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是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庚和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马少波。关于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还有点小故事。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梅兰芳入党之事，曾对马少波说：“梅兰芳同志要入党我很高兴。程砚秋同志入党时，我曾做过他的入党介绍人，你去征求梅兰芳同志的意见，如果他有此要求，可以援例而行。”当马少波向梅兰芳转达周总理的关怀时，梅兰芳恳切地说：“总理的关怀和信任我很感动。他做砚秋的入党介绍人，我也感到荣幸。但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援例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应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和您（马少波）做我的介绍人，这样有利于党组织对我的具体帮助。”周总理听说后，高兴地说：“梅兰芳真是一位好同志。”（马少波《自叙》）这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梅兰芳在这一年排演了他新中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新戏《穆桂英挂帅》，该戏也成为梅兰芳晚年一部代表作。在入党宣誓仪式上，梅兰芳也讲到该戏的成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编导、剧团同仁以及文艺界朋友们的大力帮助，我想把这个戏搞好是不可能的”。（引自谢思进、孙利华《梅兰芳艺术年谱》）
从伶界大王到京剧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梅兰芳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人民的戏曲事业中，担任戏曲领域许多重要职务。其时，他已经50多岁，却始终活跃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到全国各地，为基层服务，为工人、农民和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服务，到抗美援朝前线，到福建前线，慰问和鼓励那些最可爱的人。他每个档期的演出，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场两场，而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不是以他为招牌，而是以他为主演。以1956年的演出为例，1月在北京，2月在南京，3月在泰州、扬州，5月26日至7月16日在日本东京、福冈、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9月在北京，10月上旬在上海，10月中旬在杭州，11月在南昌，12月在长沙。1957年1月，又从长沙直接到武汉，受寒感冒，嗓音发哑，病休后又在武汉演出，包括为武钢建设者作了两场慰问演出，一直到2月25日回到北京。从日本回国后的这次浙、赣、湘、鄂演出，前后持续达近4个半月，这时的梅兰芳已经62岁，这需要具有怎样的精神和力量？梅兰芳平易近人，在各地演出，他提的唯一条件是，压低票价，希望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看得起他的演出，许多售票点需要想尽办法维持购票秩序。这次演出产生很大影响，包括毛泽东主席见到梅兰芳都询问：“你几时回来的，这次走了不少地方吧？”（福芝芳《回忆党教育下的梅兰芳同志》）
随着一次又一次在新中国舞台上的演出，梅兰芳逐渐完成了从杰出的、爱国的“伶界大王”向有理想、有信仰、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京剧艺术家的历史过渡。这样一种转变和升华，与时代发展及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梅兰芳的视野格局、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确定他找到方向，知道自己的艺术为谁服务，目标是什么。所以，共产党领导下的梅兰芳最后之十余年，真正从文化和理论两个层面明确了“梅兰芳”的意义，他大江南北、城市乡村、厂矿部队不遗余力地去演出，是一种认识了艺术真谛和自我价值的回馈与报答，所以他每到一地所迸发的民众“狂欢”和热情，是艺术与观众最本原的交流、融会。
而梅兰芳能够臻于此境，却非一朝一夕，是他长期积累的结果。他8岁学戏，11岁登台，却并无天分，靠的是勤奋与锲而不舍。1913年在上海演出，声名鹊起后，继谭鑫培成为新的“伶界大王”，在京剧旦行与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号称“四大名旦”，是时尚的宠儿。人们多关注和了解梅兰芳表演艺术的精湛，而梅兰芳所以能够不辜负众望，没有半途而废，而是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是与梅兰芳所秉持的家风传统、他注重个人修养、严于律己分不开。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著名旦角演员，为著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30多岁即执掌著名的四喜班，深受梨园同行的爱戴与尊敬，乐善好施，同行遇到困难，他尽其所能予以帮助，“焚券”“赎当”的轶事在梨园界广为传颂，有“义伶”的美誉。梅兰芳秉承良好家风，做人和善谦虚，包括他少年得志，成名以后，没有不良嗜好，各界人士以及媒体多称他虚怀若谷。他乐于助人，参与社会各种公益活动，义务戏演出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这些义务戏演出，无论是救助贫苦同业，或赈济灾荒，或爱国筹款，或慈善救济，梅兰芳都当仁不让，也是最具号召力的演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全市“三罢”即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为对罢工工人进行补助，梅兰芳积极推动梨园公益会发起义务戏，他和杨小楼、余叔岩、尚小云、马连良等名角都出场演出，“尽纯粹义务”。梅兰芳还率领自己承华社全班人马演出义务戏，把所有收入捐献，他本人又另行“捐助学界募捐会洋五百元”。（《梅兰芳发起义务戏》，《社会日报》1925年6月11日）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各地爱国人士，纷纷解囊，筹集前方将士医药等费，梅兰芳积极参与，“亲演双出，共筹款八千余元”。（《梅兰芳演义务戏捐助伤兵医费》，《京报》1932年3月7日）还与承华社同人独立举办义务戏筹款，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各类义务戏演出，梅兰芳都是人们首先考虑争取的对象，他也是最大限度地参与其间，特别是那些慈善和公益性活动，他的名望和号召力无人能及。
但是我们知道，演员演戏可不是一个人的事，还涉及场面、跟包、配角等等。义务戏名角免费，其他人呢？这里情况比较复杂。事实上，很多时候场面、跟包、配角等所开之价，比平常加倍还多，暗中自然就把主角应得之数，开在账里了。就是主角不是自动如此，他的办事人，也要这样做。这相当于是行内的潜规则。梅兰芳则不如此，“他既答应演义务戏，则一文不要，自己跟包人，自己给钱，其余配角，由义务办事人自己接洽，以昭信用。”这是跟随他多年的齐如山所看到的。为此，齐如山对梅兰芳极其佩服：“他之为人不但谦和，且极讲信用而仁慈。”（《我所认识的梅兰芳》）
齐如山谈到梅兰芳为人的另一方面是“自爱而讲气节”。他讲了一个梅兰芳的故事：“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扶持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此之前，有人来找梅兰芳，请他于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戏价从优，安全绝对保障，遭到梅兰芳拒绝。如此交涉了几次，此人说：你们梅家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天子亲呼胖巧玲”这样的诗句是众所周知的。如今成立满洲国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并且这与你以前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兰芳回答道：这话不应该这样说法，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来者又说，那么从前的恩惠就不算了？梅兰芳回答：这话更不能说。若严格地说，清宫找戏界唱戏一次给一次钱，也就是买卖性质，就说当差，像中堂尚书等或可说受过恩，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算受恩吗？我们还不及当小差使的人，何所谓恩惠呢？该人无言，事遂作罢。（《我所认识的梅兰芳》）名为请，实则软硬兼施，而梅兰芳是非分明，柔中带刚，不卑不亢，关乎气节大义，寸步不让，他的思想境界于此可见一斑。舞台上梅兰芳多扮演柔媚秀丽的女性，现实中温文尔雅，与人为善，中和有度，而关乎原则大事，他异常清醒，态度鲜明。由此，抗战时期梅兰芳的隐居息演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国际舞台绽放
20世纪上半叶，梅兰芳曾多次出国演出，推动中国京剧、中国戏曲“走出去”，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且影响至今。他的访日、访美、访苏演出，让所在国观众了解和欣赏到中国传统戏剧，让国际戏剧界看到别样的戏剧艺术，每到一国都引起轰动，得到多国戏剧界大家的关注和好评，为中国戏曲争得了荣誉。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动荡和变革之中，传统文化也遭遇前所未有之冲击。在西学东渐思潮影响下，许多激进者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人们旧有的思想、信仰、理想、道德、观念发生动摇和改变，左右为难。所以，梅兰芳的每次出国演出，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已经远远不局限于戏曲界、文艺界，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瞩目、聚焦。
梅兰芳出国演出，不是以经济为目的（虽然演出收入是那个年代所有京剧演员唯一的生活来源，梅兰芳也不例外），也没有受到国家委派、资助，有时还要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但他都置之度外。梅兰芳所做的，是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文化自觉行为。在那个年代，像梅兰芳这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世界眼光，不以稻粱计而以社稷文化为重的艺术家，可谓凤毛麟角。正如他1930年1月16日在赴美前宴会上致答谢词所说：“兰芳此去，或者能使西方的人们，认识我们中国的戏剧的真相，在两国的文化上亦不无裨益。世界人们的眼光已渐渐集中到太平洋，艺术又何尝不如此呢？”“假使兰芳这次去，因艺术上的接触，得使两国民族增进些许感情，也就是兰芳报答国家、社会以及诸位的一点微忱。”（《梅兰芳游美日记》手稿钞本）
梅兰芳访美演出，先后在西雅图、纽约、芝加哥、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城市进行了为期近半年的演出，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和好评。梅兰芳是从上海乘坐英国加拿大皇后号轮船到达北美的，再从加拿大温哥华换船进入美国西雅图。在跨越太平洋船上，也发生了很多故事。其中一件事，让梅兰芳和所有剧团团员“太觉难堪”。船上要放映电影，场面本来喧嚣，但随着音乐响起，“全场的空气也蓦地里由谈笑的声中静默下来，随即看见全场的外人，都离座站起来了，昂首直肚，两手下垂，看那神情，个个毕恭毕敬，真是庄严整肃，气象万千”。原来是演奏美国国歌。船上有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接着又演奏其他国家的国歌，“我们很觉得荣幸，今天居然受到了国际仪节的洗礼了”。但很快他们就开始觉得难堪了，“我们华人乘客很多，人家奏国歌，为什么不奏我们中国国歌呢？不一定要富于爱国心的人才奋（愤）慨，凡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这情形之下，恐怕没有一人不为之感叹罢？”在轮船即将靠岸时，这种礼节又再次上演，梅兰芳召集同事开了一个会，他说：“细细回想，我们去责备人家吗？我想是不能的。为什么呢？一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太不图强，自己失掉了国际的高尚地位；二来，国家祸乱叠起，尚未有余暇，顾到这礼节的虚文，今日之局，真是咎由自取。”联系到这次赴美演出，梅兰芳鼓励大家：
我们这次出去，也就是正替国家努力的一个机会，就大者言之，好好的去演戏，使他们认识我们中国文化的久远，艺术的伟大；就小者言之，平时的一举一动，都要沉雄高尚，努力自爱，使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的生活情形，打破他们历来对我们的错误观念，随时随地，都要注意他们的长处，拾一些知识带回祖国，以赠送亲戚朋友，作为名贵的礼品。能如此，便是不虚此行，而且尽了一点国民应负的义务，你们为了国歌问题，都很有奋（愤）慨之情，这是很好的现象。在当时，我又何尝不感叹呢？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同诸位谈谈，不必徒事悲伤，应当反求诸己，爱国要切实去做，一步是一步，这才是正理，我与大家共勉之！（《梅兰芳游美日记》手稿钞本）
在他看来，对此也不必过于愤慨，既做了中国人民的一分子，姑先承担起自己所应负的一点责任。古人所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方能天下太平。若是人人能够如此，“我们的国歌，自然有在全世界奏演，使全世界人民肃立致敬的那一天”。这是梅兰芳对团员的勉励，也是自勉。他所期待的这一天，不久就来临了。20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国旗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激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在华夏大地。
由此我们也就更能理解，梅兰芳这位一生追求完美、走向文化自觉的艺术大师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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