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本报记者 王晓溪
4月22日下午,北京青年报记者从中国现代文学馆获悉: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著名社会活动家舒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21日1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遗体告别仪式将于4月27日上午8-10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大厅举行。
创作《小绿棍》等专著23部
在海内外举办个人画展
据现代文学馆发布的舒乙生平履历显示:他1935年8月16日出生。1954年9月赴苏联列宁格勒林业工程学院留学,归国后在中国林业科学院、北京光华木材厂等单位从事科研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1984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参加筹备中国现代文学馆;1985年开馆后历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馆长、研究馆员、河南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2007年11月28日舒乙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老舍》《现代文坛瑰宝》《走进现代文学馆》《老舍的平民生活》《小绿棍》《关坎与爱好》《大爱无边》等专著23部,曾获满族文学奖、《十月》杂志1985-1987年度优秀散文奖等。1995年后开始从事绘画,先后在北京、上海、台北、洛杉矶、吉隆坡、澳门、香港、大阪、巴黎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出版有画集《舒乙的画》。
吸收古建筑优长筹建文学馆
门把手巴金的手模乃舒乙创意
舒乙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筹备、建设和发展倾尽心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特别是文学馆新馆的建成,从馆舍的建筑布局、艺术设计,到花园里的一草一木,每一座雕塑、每一幅壁画,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寄托着他的希望和深情。
北京青年报记者还了解到,当时现代文学馆许多设计都是有创意的,舒乙和几个同事天天在外面跑,看古建筑,看新设计。就这样,文学馆建筑后来吸收了很多古建筑的优长,也吸收了新设计的优长。比如,文学馆门把手用的巴金老人的手模,这正是舒乙的创意。而文学馆的馆徽设计的是红底白字的逗号,其意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始于标点符号的诞生;二是该馆对作家与作品的收藏与研究,永远不会终结。这其中也有舒乙的创意。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老人的创意,而在文学馆建设过程中,舒乙就和周明等几位一起去上海,亲自到巴金那里汇报,每次巴金都特别认真地听,还说“谢谢你们”,并表示将来建成后,将和冰心、萧乾相约,到文学馆剪彩。
担任多届政协委员积极履职
与梁从诫一起保护老北京四合院
舒乙是北京市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履职,致力于对城市文物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写了《京杭大运河,残缺的辉煌》《隋唐大运河,地下的辉煌》和《江南运河,水乡的辉煌》《疼爱和思考——一个政协委员大运河四次考察亲历记》等考察实录,积极呼吁保护大运河。他认为,运河和长城一样是伟大的奇迹,一样了不起。
舒乙对北京文物古迹也非常熟悉,他在政协的很多提案都是对北京故都的保护、开发,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北京有的四合院一度乱拆乱建,他发出呐喊,写下《发现北京》《见证亲密——记北京承德两地带藏文的石碑和藏式建筑》等专著,讲述这些古建的来龙去脉,并就如何保护与修复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
另据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舒乙面对北京旧城区里成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亡的现实,他与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弥松颐、李燕联合提出“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十条紧急建议”,担当起保护老北京的历史责任。
追忆
舒乙四姐弟将父母收藏
齐白石字画捐给国家
中国老舍研究会原会长关纪新跟舒乙先生有着长达数十年的交往情谊。对于舒乙生前的身体状况,关纪新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舒乙在2015年因脑血栓病倒后失去了知觉,一直躺在医院里。“4月21日,舒乙去世后,我第一时间获悉了噩耗,感到很难过。我在老舍研究会群里写下‘沉痛哀悼,不胜追思,今夜难眠’十多个大字。我躺在床上,想起和他生前的种种往事,翻来覆去一夜没睡好。”电话里,关纪新颤声说道。
关纪新还清晰地记得,那是在1981年,他首次接触舒乙先生。那时他还是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由于他本人也是满族出身,他写了两篇有关老舍的研究论文,便去拜会舒乙,让他提一些修改意见。舒乙很爽快地答应了,两人就老舍先生与满族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也是在80年代,中国老舍研究会成立,每三年左右举办一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每次开会时舒乙都会来参加。“舒乙比较能理解我从满族文艺的角度来解析老舍作品,他的观点有时和我不一样,但他不驳斥我。相应的我提出一些观点,他会赞扬我,与我求同存异。”关纪新说道。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至2015年期间,舒乙和姐姐舒济、妹妹舒雨与舒立一起将父母生前收藏的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傅抱石的《桐荫图》、林风眠的《川江图》等20幅字画精品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另将一大部分字画捐给国家美术馆。舒乙说:“当我们老的时候,就要考虑这批画的归属问题了。巴金曾说:‘老舍是一个永远和别人分享的人。’我们作为老舍的子女,将这批国宝捐献出来,让大师们的真迹变成公有,让公众欣赏、学习、研究、传承。艺术家属于人民,艺术作品应归属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