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对于中国人而言，亲戚之间的称谓不只是标定彼此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标定每个人在伦理秩序中的位置及角色。当安然在《我的姐姐》中被标定为安子恒的“姐姐”时，一系列的义务和责任才会如洪水般倾泻到她身上，而对于那些义正词严的亲戚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安然不得不面对由“姐姐”这一身份和角色引起的问题，因此遭受两面夹击、挣扎和痛苦。
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个故事探讨的并非“新问题”。当我们在电影中再次遭遇重男轻女、对女孩的忽视以及隐秘的女性歧视，仿佛旧日重现。发生于晚清民初、爆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质疑和抨击，对家族女性的轻视和压制的反对，对女性独立自主、个体性价值的强调......这些问题都再一次重现于《我的姐姐》身上。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当下女性面对家庭伦理冲突时，又是否有了更好的选择？
姐姐牺牲成全弟弟，
在东亚家庭伦理中颇为普遍
在《我的姐姐》中，安然是一个颇为典型的现代女性，对自我主体意识有着清晰认知，具有强烈的反思和批判能力。而塑造这种特质的很大原因，从电影中的回溯看，正来源于她从小所成长和遭遇的家庭。父母对于儿子的渴望是“重男轻女”糟粕的延续，也正是这些观念给安然造成了直接且影响极大的伤害。
影片中，父亲为了获得生二胎的机会对外宣称自己女儿是瘸子，让安然扮演瘸子。父母对儿子的执念也对安然的心理造成伤害，尤其是对于自我价值和作为女孩的认知产生怀疑，同时也极有可能形成自我伤害与贬低。但安然最终并未在后者的阴影中走向灰暗，反而长成了一个颇有主见且强硬的女孩，这一点与她小时候成长于姑妈身边有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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