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前不久，很多朋友发来消息与石钟扬教授探讨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因为他对陈独秀的研究闻名全国。他所揭示的陈独秀文人性格和本质，曾一度令学界耳目为之一新。
石钟扬告诉记者，好久不看电视的他打开了电视机，“我一看，呦，陈独秀长高了，还变漂亮了，哎呀，延年那个演员竟然更漂亮！因为延年本人是很邋遢的”，他心中为之一动，继而感到欣慰，“我觉得编剧没有刻意去模式化陈独秀，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石钟扬直言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个子很矮，吴稚晖就写文章恶毒地臭过他，说他儿子延年“长得像没有进化的类人猿”，意思是说他爸也漂亮不到哪里去。这个剧的演员比陈独秀个子高、也比他漂亮，这两点都超出了生活原型。
他觉得这部剧呈现的思想深度和制作水准是恰如其分的。蔡元培跟陈独秀见面，胡适、黄侃公开辩论文言和白话在日常中的运用，以及陈独秀在送别酒宴上的话不投机那几集，拍得都蛮好。
陈独秀办《新青年》
给北大引来了精英人才
石钟扬始终坚持认为，陈独秀首先是一个文化领袖，其次才是政治领袖，“作为文化领袖，他呼唤的科学民主有永恒的魅力。”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都是一个从精英到学生自发的行为，陈独秀最大的功勋是联手胡适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科学民主思潮。
五四是中国现代化之起步。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化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尤其重要，“这也是新青年们当时思考的要害问题，是科学重要，还是文化重要，当然文化更重要。”石钟扬直言，“陈独秀原来计划利用十年改变中国的思想结构，让中国走向思想的现代化。结果没有花十年工夫就改变了全国的思想结构，这个愿望陈独秀实现了。”
陈独秀办《新青年》给北大引来了许多精英人才，让北大的整个人才结构做了根本的改造，让北大真正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高校。“胡适也好，刘半农也好，很多同学都是看着陈独秀过来的。”
石钟扬认为，如果不研究“五四”，根本就研究不了明清小说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原来的白话小说没有标点、没有分段，社会上中间水平的人根本看不懂。胡适和陈独秀以白话小说作为白话文的教本，利用上海的亚东出版社出版整理本，成为中国白话文的一个实验地。亚东图书馆的版本给白话小说打标点、分段，使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能够看懂了。“北大的吴组缃先生当时在芜湖念中学，他说我看到了亚东版的《红楼梦》，觉得这就是新文学，因为看到这个我才走上了白话小说的写作。”
陈独秀不仅文章写得好
还写得非常快
石钟扬在研究中发现，陈独秀年轻时练过帖，甚至练过甲骨文，“但他不是那种持之以恒地去练帖的人，他写字全凭才气技压一方，是一个狂放型的书法家。”
关于写字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1910年前后陈独秀与沈尹默相识，当时陈独秀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沈尹默写的一首诗，“他说，唉，这诗不错，但是这字写得一看就是台阁体，太俗了。”沈尹默听到这个评价后气得翻白眼，但是沈尹默反思能力很强，他就老想自己写字的毛病到底出在哪？后来沈尹默把陈独秀说他的字作为鞭策，咬牙摆脱台阁体，甚至摆脱赵孟頫的赵体，最终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书法家。直到晚年，沈尹默还写过文章发表出来，怀念仲甫先生。
石钟扬在研究中还发现，陈独秀不仅文章写得好，还写得非常快，“他在《新青年》开设‘随感录’专栏，常常是想到哪写到哪，非常契合当时中国思想动态最前沿的一些东西。”着眼于新文化运动的现状与发展，陈独秀总能独具只眼地发现事物易被掩盖的另一面，不失时机地给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以警戒，陈独秀曾说，“通俗易懂是新文学的一种要素，不是全体要素”，“白话文若是只以通俗易懂为止境，不注意文学的价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说是新文学，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件容易误解的事”；他还说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精神，“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
陈独秀很粗放
但他为朋友想得非常细
陈独秀曾在《文学革命论》中明确提出“吾友胡适”在当时立即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新典”。
1916年，留美的胡适赶译出俄国作家库普林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从此，胡适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结缘。后来在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之下，忙于博士论文之际的胡适及时写就了《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快慰无似”，立即刊之于《新青年》第2卷第5号，成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揭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之新的一幕。
陈独秀与胡适的君子之交，石钟扬别有感触：胡适留学还没拿到文凭就应陈独秀的召唤回国，胡适刚动身，陈独秀就说“我马上到上海去，有事，我们上海见”。后来胡适坐船到上海，登岸后两人一见面，陈独秀开口就说，“我现在是北大文科学长，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应该给你，你来做，你必须到北大来就任。”
与此同时，陈独秀立即写信回北大，信中嘱咐说胡适回老家徽州待一下就马上到北大，并指出胡适的工资应该定什么标准。还特别提到，胡适的住房最好安排在新楼，跟学生宿舍很接近的地方，让学生能感受到这位新教授的气息。同时陈独秀又跟胡适说，“你的家境也不是很好，除了北大这两百多大洋以外，我还给你找个事，当亚东图书馆的编外编辑，每月拿一百大洋。”石钟扬非常感慨，“陈独秀虽然很粗放，但他为朋友想得非常细。胡适到了北大后，陈独秀、蔡元培都把胡适往前面推，使胡适立即成了北大乃至中国文化界的一颗新星。”
在石钟扬看来，陈独秀、胡适这种“不以友谊伤害真理，也不以真理的争论伤害友谊”的交友之道，令人心向往之。
石钟扬坦言，事实上后来对于《新青年》到底往哪里发展，陈、胡二人经常会有争论，有段时间还闹得特别凶，陈独秀在上海，胡适在北京，他们俩不断写信往来争论，提出不同的方案。胡适甚至说过，既然这样，那就分开办《新青年》，上海你怎么办我不管”。但是陈、胡二人的私交到死都没有散。蔡和森在商务印书馆出书之后拿不到稿费，陈独秀写信给胡适说，“你必须赶快到商务馆把稿费讨出来，人家揭不开锅了”。甚至当时党内一些人被追逐，陈独秀暗示一下，就躲在胡适家里。后来陈独秀几次坐大牢，胡适都是挺身而出，到处呼救营救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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