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3月20日，被誉为“20世纪人类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上新”，再揭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500余件重要文物在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出土。而这次考古发掘的背后 ，又有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来一一揭晓。
“上新”揭秘
这次出土的文物有哪些看点？
皱巴巴的金箔竟是黄金面具
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据国家文物局3月20日消息，此次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目前已出土500余件重要文物。
据悉，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 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发现，“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19平方米之间。
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 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坑，但出土的金器最多，此次一件备受瞩目的黄金面具也在此被惊喜发掘。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件面具只有半张。最初，考古人员在“祭祀坑” 只看到金箔的一角，到后来金箔整体被揭露。但因受到挤压和折叠，金箔看起来皱巴巴的。
“它褶皱得特别厉害，然后大家有的猜它可能是罩在青铜人头像外面的金面具，有的人猜它可能是裹在其他器物外面的，也有的人猜它是不是金杖外面包着的金箔，猜什么的都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副领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于孟洲说。
但拥有丰富经验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家大胆推断，这并非普通的金箔。后来，金箔被带到文保修复实验室，被一点点展开并经过清洗，金灿灿的面具逐渐得以展现，耀眼夺目。尽管只有半张面具，但其体量较大。
此外，考古队员还从5号“祭祀坑”处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灰烬中提取丝绸残留物
“出乎意料的是，此次还出土了一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青铜器，比如有些青铜尊附着有奇异诡谲的龙或牛的造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说。
而在3号“祭祀坑”内，铺满百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尊、青铜罍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像、大面具等。
最具神秘色彩的，是考古人员在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去破解。这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
在“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考古人员还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院研究员周暘介绍，在4号“祭祀坑”灰烬层取样，采用定制的丝蛋白抗体对灰烬、印痕进行特异性检测，一旦呈现阳性反应，即可初步指认丝绸残留物的存在，再辅以其他检测技术进行确认。对于考古现场而言，丝绸存在的语境有三：一是反映世俗生活的遗址；二是反映丧葬习俗的墓葬；三是反映宗教信仰的祭祀坑。此次发现，在精神层面，印证丝绸有沟通天地人神的独特用途，在物质层面，也反映当时古蜀国的丝绸生产，为西南丝路提供考古学实证。
据雷雨介绍，本次的3号、4号、5号已经进入这个祭物层的层面，其余的6、7、8还在进行发掘填土。
有助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与30多年前发现的2个“祭祀坑”有所不同，此次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 意味着什么？三星堆第1、2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表示，“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与之前的两个相比，坑型都为长方形，基本形制与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种类相似，但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同时，‘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浅不一，坑内的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铜器较多。”
那么，这6个“祭祀坑”的重大价值在哪里？3月20日，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上介绍，此次三星堆的发掘，为我们完整认知三星堆神庙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以及反映的宇宙观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这一次新的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并且考古专家对周围都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我们掌握了当时可能是埋藏着神庙或者是他们的宗教场所，这有助于我们复原当时神庙内部的空间，我们就知道当时的礼仪场所是怎么一回事。此次三星堆的发掘有助于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比如年代问题，比如性质问题，它到底是‘祭祀坑’，还是什么？年代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一些新发现，我想还具有同一性，这些对于我们认识三星堆的性质会提供重要的线索。”孙华说。
此次发掘除了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谈到“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是同时期还是有年代上的差异？特别是伴随碳14测年技术的不断进步，结合此次考古发掘，我们可以采集系列测年样本，对每座“祭祀坑”能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对三星堆文化的年代进行更准确的断定，这也将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揭示三星堆文化的全貌。
科技如何助力考古发掘？
考古舱能控制温、湿度
与以往在田野间进行的考古发掘不同，此次三星堆遗址是一次科技助力的考古，发掘现场变身高科技考古实验室。
从现场视频可以看到，考古现场被大跨度的钢结构大棚覆盖，6个“祭祀坑”被玻璃房子罩住，工作人员身着防护服，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介绍，在这样的“考古舱”里开展发掘工作，不仅能控制发掘现场的温、湿度，还能减少工作人员带入现代的微生物、细菌等，为科学研究遗存创造条件。同时，这还可以使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和研究。
除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以外，还配置了现场应急保护与分析检测设备等，为考古信息采集、文物安全防护提供了有效保障。此外，考古工作者还为此次考古发掘搭建了信息平台，对考古工作中的文物数据、影像资料、环境监控数据等进行全面记录和科学管理。
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加持
在高科技的加持背后，专家阵容也堪称“豪华”，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纷纷加入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地质学、化学、材料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高科技与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的结合，让三星堆遗址的出土文物得以展现于世。
这种多学科、多机构的合作，展现了考古项目组织的新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3月20日，四川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毅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上介绍，这次发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需要一种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去开展研究。比如对青铜器的研究，对石质文物的研究，对玉器金器的研究，都是在原有基础上深化。另外对土遗址的保护、对象牙的保护等，都是极具挑战性的，需要时间来验证我们的做法是否符合科学。这就是这次为何组织这么强大的队伍的原因，因为有太多的谜团会随着合作的展开，一个一个得到解决。
“目前针对这么小一个面积组织的发掘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没有超过它的。”王毅在工作会上说。
未来发展
建成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下一步，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的方向是把三星堆遗址建设成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今年3月，国家文物局已确定把“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下一步，将继续协调支持考古研究机构系统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同时将川渝地区文化放在更宽广的视野上，研究中国西南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2019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支持四川依托三星堆遗址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此外，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向人民群众讲好文物故事，我们还会助力当地加强博物馆建设，通过高品质的博物馆展览加深公众对三星堆文化的了解。”宋新潮表示。
发掘历史
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
据四川省人民政府信息及国家文物局相关信息显示，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三星堆得名于清代嘉庆年间《汉州志》“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新启动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年发现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据已经退休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德安研究员和陈显丹研究员讲述，当时的发掘现场就是一片田野，田野前面是砖厂，考古队挖到“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数小时内引来看热闹的人达到几千人之多，而当时的考古队只能求助于武警、公安。“几分钟后，大卡车停在了发掘现场，从车上跳下来30几名武警战士，很快把我们的发掘现场包围起来，这时我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心情感到轻松了。”取土烧砖的工人就跟在后面，催着他们赶快发掘。大雨倾盆、烈日暴晒、文物安全……方方面面的因素，当年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虑，以至于日夜赶工进行发掘。只用两个月，就把1、2号坑发掘完毕了。
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以“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际。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文/本报记者 张夕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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